推私入宪郑卓辉：一个中国私营企业家的实践（17）

长篇报告文学

《推私入宪郑卓辉》连载之十七

温友平著

第八章

强烈关注国计民生

【本章提要】

2000年元旦的那天，郑卓辉在自己的家里读到了《南方周末》的新年贺词——“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泪流满面”：

“这是新年的第一天，……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们的心里。有一种力量，正从你的指尖悄悄袭来，有一种关怀，正从你的眼中轻轻放出。在这个时刻，我们无言与对，惟有祝福：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让往前走的继续走，让幸福的人儿更幸福；而我们，则不停为你加油。

“我们不停为你加油。因为你的希望就是我们的希望，因为你的苦难就是我们的苦难。我们看着你举起锄头，我们看着你舞动镰刀，我们看着你挥汗如雨，我们看着你谷满粮仓。我们看着你流离失所，我们看着你痛哭流涕，我们看着你中流击水，我们看着你重建家园。我们看着你无奈下岗，我们看着你咬紧牙关，我们看着你风雨度过，我们看着你笑逐颜开……我们看着你，我们不停为你加油，因为我们就是那你们的一部分。

“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抖擞精神，总有一种力量它驱使我们不断寻求‘正义、爱心、良知’。这种力量来自于你，来自于你们中间的每一个人。”

这种坚定而煽情的语言，深深地打动着郑卓辉，他感到自己的身上沸腾着一种力量。

是的，因为郑卓辉是一个极具侠义心肠的人。无论是作为一个企业家还是作为一个人大代表，在他的骨子里都流淌着一种道德的血液，理念、道德和责任深深地埋藏在他的心里。这种理念、道德和责任的社会企业家基因，促使他在履行全国人大代表的崇高责任的时候，总有一种力量它让郑卓辉强烈关注国计民生去实现“兼济天下”人生愿望！

一

建议制定《西部投资法》

2000年3月5日在北京开幕的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是我国在千年更始、世纪之交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深圳市的李子彬、郑卓辉、张伟基、陈伟荣、李沛然等5位全国人大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3月4日，当李长春、朱森林等领导和人大会议广东代表抵达北京深圳大厦时，他们受到了热烈欢迎。有代表说：“真像回到了家！”

深圳大厦由深圳市政府驻北京办事处投资兴建，锦江国际管理集团管理的高级旅游涉外饭店，地处北京西二环路广安门桥旁，北毗金融街，西邻西客站，交通便利，饭店拥有各类房间318间，配有先进的通讯设备。参加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代表就在深圳大厦讨论朱镕基的政府工作报告。

虽然当年的全国“两会”刚刚拉开序幕，但对西部大开发将成为本次会议最热的热点之一，恐怕已不会有任何人再怀疑了。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秘书处和全国政协九届三次会议秘书处相继宣布，会议期间将分别安排关于西部大开发的专场记者招待会。开会的头两天，东、西部的委员、代表会面，三句话不离西部大开发。各路新闻媒介记者向代表、委员提问最多的也是这个问题。

但是，对西部大开发的关注越来越热，并不代表与会的代表、委员们的头脑也跟着发热。相反，经历了20年改革开放的洗礼，许多代表、委员的思考非常值得关注。郑卓辉就是其中最有代表的一个。

2000年3月5日，是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第一天。下午，出席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广东代表团代表在第一次小组审议朱镕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时，郑卓辉，这位具有强烈法律意识的深圳私营企业家，他因在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关于立法保护民营、个体经济合法权益的议案，促进了宪法的修改而一度成为全国媒介追访的“明星代表”。此次在第二小组的审议中，他以一名人民代表、私营企业家和西部投资者的身份，又率先放了一“炮”——提出立即着手起草《西部投资法》的建议。

这，立刻在代表中引起了强烈反响，纷纷表示支持郑卓辉代表尽快起草议案，由各位代表联署形成议案，提交本次大会。

郑卓辉认为，在世纪之交的令人激动人心的时刻，中央提出了西部大开发这样的重大战略部署，非常及时，也非常必要。这对于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促进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得益于改革开放而先发展起来的东部地区，有责任、有义务响应国家号召，积极为西部大开发做贡献。

当前西部大开发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郑卓辉认为应立法先行。他说，西部大开发是一项需要几代人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又是一项需要巨额投资的庞大工程，仅靠国家投资来完成是不可能的，必须要引进国内民间资本和国际资本。因此，西部开发万万不能采用传统的“扶贫”模式，一定要走开放、开发、产业化的路子，吸引天下的资金、人才为西部所用。目前，西部地区市场经济发展缓慢，尚未形成良好的投资环境，加之西部基础设施建设落后，自然条件恶劣，投资回报期必然较长。在这种情况下，郑卓辉认为，要吸引大量投资者，保障投资的安全，必须要有一部国家级的法律——《西部投资法》。有了稳定的法制环境，才能吸引大财团、大资本前来，这是最重要的投资环境。有了《西部投资法》这一杠杆和保证，国际资本、民间资本和优秀人才都会源源不断地流向西部，西部大开发中的其它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因为实践证明，人才永远跟着资本走，资本永远跟着投资机会和投资环境走。环境是水，人才是鱼，水有多深鱼就有多大。

郑卓辉还认为，西部生态环境的现状令人担忧，西部大开发会不会造成新的生态破坏？要使投向西部的资金既有利于西部经济的发展，又有利于“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新西部”，也惟有依靠《西部投资法》来加以引导和约束。所以说法制环境是最重要的投资环境。

郑卓辉建议西部大开发借鉴美国开发的模式。美国的西部原来也是不毛之地，政府立法规定投资建设铁路的人有权开发沿线土地出售给开店办厂的人，这样，政府不花一分钱，耗资巨大的基础设施全有了。中国也不能单靠政府的力量，唯有通过创造出一个好的法制环境来调动人们去西部“冒险”的积极性，从而加快西部开发的建设步伐。

郑卓辉最后说，这部法律还应该对西部大开发的产业导向、环境保护的标准和水平等有一个明确的规定。

出席小组讨论的代表认为，用法律的手段为搞好西部大开发保驾护航，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该在搞好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着手起草《西部投资法》。

主持小组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市市长李子彬对郑卓辉的建议表示了极大的赞同。

之后，郑卓辉赶紧就此写议案，又着急地拿着议案找代表签名，最后，他在驻地找到了包括广东省级领导在内的48名全国人大代表联合签了名。当郑卓辉把由他领衔并有数十位代表签名的议案交给大会时，他的心情是兴奋的。

关于这次会议收到的议案，当时新华社有一篇报道说，对国家全局、宏观问题关注程度高，是这次大会代表议案内容的一个显著特点。代表们的议案多集中在经济建设、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深化教育改革等方面。其中就提到了郑卓辉等48名代表提出开发西部，立法要先行，呼吁制定《西部投资法》的议案。

各大新闻媒体对郑卓辉这位“明星”代表小组审议上呼吁制定《西部投资法》的建议，更是以“新思维”、“新意思”等角度对郑卓辉进行了采访和详细报道。

其实，作为一个成功的私营企业家，郑卓辉早几年就已经在西部投资开办连锁店。他认为西部大开发不应以政府为主导，而应以企业为主导，用市场经济之手推动西部大开发，走开放、开发、产业化的路子。因为西部商机无限，有眼光有远见的企业家都会予以关注，只要“有利可图”，投资者定会纷至沓来。

在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期间，郑卓辉逢人就讲《西部投资法》。他的这种“新思维”、“新意思”从何而来？他说：“站在民营企业家的角度，我关心在西部的投资；而作为一名人民代表，我更关心西部开发战略的实施，因为只有东西部平衡发展，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步伐才能加快。我作为一个人民代表，应该为国家操这份心。”

有了这种建言后，郑卓辉还在“致富思源、富而思进”实践活动中，投身于西部大开发。

2000年3月29日，深圳市委统战部、深圳市总商会与深圳特区报联合举办了“致富思源、富而思进”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严克强，深圳市政协副主席、市委统战部部长廖军文，深圳私营企业届代表等各界人士等，郑卓辉参加了这次座谈并作了“投身西部大开发”的发言。

郑卓辉说，江总书记“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重要讲话，使我深受教育和启发，我觉得我们民营企业家，完全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但是，我们富了之后怎么办？我们必须摒弃“小富则满，小富即安”的意识，克服固步自封、裹足不前的无所作为、贪图安逸思想，不停学习，不断追求，学习文化、经济、管理、法律等新知识，追求本身综合素质的不断提高，追求企业质量和规模不断扩大，追求对国家作出更大贡献。世纪之交，中央作出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为民营企业提供了大好的发展机遇。作为一名民营企业家，我本人在西部有投资，我以投资者的眼光和人民代表的责任感，在刚刚结束的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领衔向大会提交了一份“关于建议起草《西部投资法》的议案”，得到了代表们的广泛响应和支持。

之后，他的劲力机械配件连锁商店在西部加大了投资和开设数量，扩大了经营规模。无论是建言献策还是经营实践，郑卓辉都为西部经济建设贡献了一份力量。

 二

用制度保障

政府决策公开民主

2000年5月，已经是深圳市二届人大代表的郑卓辉，继续连任当选为深圳市三届人大代表。郑卓辉的“人大情结”演绎得更加丰富多彩。

2000年6月12日至17日，深圳市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这届会议选举产生了深圳市新一届人大常委会和市政府领导。

会议期间，郑卓辉代表认为，改革是深圳之魂。离开了改革，深圳就不会有前途。在这次会议上，郑卓辉代表对新一届政府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施政方略”，向大会提交了《关于用制度保障政府决策公开、民主的议案》，并由此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决策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转变作风的核心是决策公开化和民主化。

他在议案中说，转变政府作风的核心是政府决策的公开化、民主化。他以多条理由建议本届政府用规范化的制度来保障政府决策公开、民主。

理由之一：深圳提出到２００５年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离开了政府决策的公开、民主，要实现这一目标就无从谈起。深圳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示范市，也理应在这一方面走在全国的前列。

理由之二：要实现政府决策的公开、民主，不能靠一般的提倡、号召，必须要对政府决策部门有规范的制度化的硬约束。

理由之三：最好的决策并不是目标最理想的决策，而是目标方向正确，在当前又最可能得到最大实现的决策。而只有征求了最大多数人的意见，照顾了最大多数人利益，得到最大多数人支持的决策才有可能得到最好的执行。

理由之四：我们的近邻香港在这一方面就有很好的经验可资借鉴。一方面是香港政府各部门每出台重大政策之前，都通过各种媒介尽可能广泛地深入宣传，包括利用新闻媒介、公共事务广告甚至涂在公共汽车上的流动广告等形式，号召各界人士提意见和建议。各有关部门都可以通过热线电话为市民免费电传政策文本草案，市民也可以到指定地点免费索取有关资料，现在更可以通过网上征求意见和建议。

理由之五：政府决策实行公开化、民主化，必然会兴师动众，费力、费时、耗资，提高决策成本。但其好处却是可以把决策的失误甚至错误尽可能地堵在决策出台之前，以实现决策执行成本最小化和社会效益最大化。

理由之六：对政府的公信力和威信损害最大的莫过于政府的决策总是因为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理解、支持、认同，不能得到完整地执行，甚至进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恶性循环。而纠正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要花费的人、财、物、时，将远远大于公开、民主决策所增加的决策成本。

 三

建议建立信用制度

2001年3月5日上午，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朱镕基总理作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下午，全国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举行首次小组讨论会。在广东代表团小组会上，深圳代表围绕朱总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踊跃发言。

出席这次会议的郑卓辉说，朱总理报告中提出的“大力倡导诚信守信的职业道德，加快建立健全社会信用制度”这个问题讲得太好了，现在社会上的信用危机非常严重，许多企业因担心受骗而不得不用现金交易。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使得个体私营经济的的利益和合法权益经常受到侵害。他说，报告提出要“大力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非常及时，市场经济应有相应的法律进行规范，更应建立信用制度。他建议，广东是否可以在这方面先行一步。

之后，在这次会议期间，郑卓辉更是对朱总理的报告提到“要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这个提法和内容非同赞同，并就如何推进以德治国、健全法制问题多次建言。

郑卓辉说，朱总理的报告提到要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这种提法非常及时也非常重要。市场经济不但要讲法治也要讲道德。“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两手都要狠抓，才能真正整肃经济秩序，恢复社会信用。”他建议，有关部门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对不讲信用的企业和个人予以惩罚，保护正常的经济秩序。

在这次会议上，只要一提起经济秩序问题，郑卓辉就深有感触。有这么深的感触，缘于郑卓辉自己就是一个屡次被信用外衣欺骗的受害者。

1997年，郑卓辉要建厂房。一家国有建筑企业找上门来，条件优惠，还持有一类建筑企业的营业执照，郑卓辉便信任地与对方签订了合同。岂料，不但工期从1年拖到3年，而且建筑质量也从合同中的“优良”变成了“合格”，使得郑卓辉蒙受200多万元的直接经济损失。官司打了两年多，法院判决对方赔偿，但根本没法执行——对方账上没有一分钱。郑卓辉只好自认倒霉。

“不仅企业之间缺乏商业道德，就连一些高级员工对企业也缺乏应有的职业道德。”郑卓辉对职业经理人跳槽问题也颇为苦恼。

1999年，与郑卓辉关系还不错的一位副总主动要求辞职，自己去开创一番事业。鉴于这名副总掌握着大量的商业秘密，郑卓辉与他签订了一份协议，要求对方3年内不准从事这一行业。副总信誓旦旦地满口答应，为此，郑卓辉除了付清对方每年几十万元的红利，还特意多付了几十万元，希望自己的老部下创业成功。岂料，不到半年，对方开了一家定位、理念一模一样的公司，利用掌握的商业秘密抢走了大批客户，给郑卓辉造成的损失无法估量。

有这么深的感触，还缘于在赴北京参加会议之前，受深圳一家私营企业老板的委托，一定要他将这家老板深受不讲信誉之苦的故事说给全国人大代表们听听。

于是，郑卓辉便向全国人大代表说，深圳一家公司在四川办了一家分店，卖电视机，请了一个个体户代理其营销业务，不想对方嫌来钱太慢，索性将价值100多万元的电视机以20多万元“挥泪甩卖”了。深圳公司将其告上法庭，法院以民事纠纷案下了裁决，判得不重，该商几乎毫发未损。最气人的是这个四川人逢年过节还要给原告打个“拜年”电话：“老板哪，做事大方点嘛。等我发大财了，钱自然会给你，何必打官司呢？”

郑卓辉讲述自己和他人的故事引来了大家的纷纷议论。一位代表说：“全社会都要加强道德建设，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是道德经济。如果不讲信用，一切都谈不上。”郑卓辉连声道：“你的意见很对，德治法治要双管齐下。”

郑卓辉还进一步认为，许多不讲信用、破坏经济秩序的人，恰恰是钻了法律的空子。因此，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两手都要狠抓。此外，在对付这些打擦边球的行为上，也要有一些不同于法律措施的特殊手段。例如，可以将不讲信用的企业在新闻媒体上公开曝光，让他名声扫地，避免更多的人上当受骗。

“发展市场经济，道德是基础，法律是保障！”这就是郑卓辉得出的结论。建立信用制度，维护正常经济秩序是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强烈呼声。

郑卓辉代表认为，信用问题直接影响社会的法制基础。在经济活动中，必须遵守法律重合同守信用。在发达国家，企业经商把诚信看作生命，没有诚信企业就无法生存。由于发达国家的司法、税收、金融等系统工作十分严密，企业或个人行为稍有不当，就被记录在案，企业就会面临危机。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随着中国即将入世，需要创造一个良好的商业环境，避免入世后与世界各国的商业交往出现的纠纷。加之进入新世纪，咨询发达，银行信用卡全面通用，在此形势下，建立全社会的商业诚信就显得十分迫切。

为此，郑卓辉建议：一、应设立由国家公安、金融、税务、工商、海关等部门联合组成的商业诚信协调机构。二、打击破坏社会信用、扰乱经济秩序的违法行为，建立一套社会监督保障机制，把信用经济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上，用法律手段去防止信用危机。三、建立全国连网的“诚信”档案，一旦发现非法经营行为，即记录在案，严重的吊销执照，违法犯罪的依法严惩。吊销执照的五十年内不得在全国范围内重新注册成立新的经济实体。四、将所有受到处罚或刑事打击的企业，分别由公安、税务、海关、金融、银行、工商等部门上网，公布于世，不管到哪里，都声誉扫地。同时，使之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公众与客户做生意时，可先上网查询对方是否有诚信资格，是否有不良记录。郑卓辉呼吁，现在当务之急应该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教育，让全社会的人都认识到社会信用的重要性，树立良好的社会信用风气。

在这次会议上，郑卓辉还提出了一个观点，行业协会应该发挥仲裁作用。

他分析，行业信用危机为什么会在这个阶段出现？这是人们浮躁心态造成的！现在人人都想赚钱，当老板的、打工的，全都是这样。不少人还想一夜之间发大财，社会道德已经日益淡薄。我在香港、澳大利亚、新加坡都有生意，与老外合作，对方90%都能完全按照合同原文执行，但与自己的同胞做生意，有50%——60%都是签合同前什么都好说，执行时就耍赖。他还说，在多年的生意生涯里，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谨小慎微，因为他不知道生意伙伴可不可靠。有很多时候，他的生意要倒退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原始状态，“这样的生意能做大吗？”

这次朱镕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加大经济秩序整理整顿的力度，广东省省长卢瑞华也多次指出要加大工商、税务和公安的执法力度。

但郑卓辉认为单单吊销企业工厂工商执照治标不治本。他举例说，张三的A企业在广东注销了，他跑到外省去注了一个B企业，又是一条好汉。其次，由于老骗子们有钱，罚款同样也不痛不痒。现在企业的背弃信用，往往又是游离于犯罪之外的。郑卓辉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建立一个道德法庭，或仲裁机构，对这些企业作个法庭外的道德判定，判定后在把他们的名单通过报纸或电子网络向大众公布。这个道德法庭和仲裁机构应该是官方设立的，是有足够权威的。比较国外在这方面的经验，行业协会也应该在仲裁方面发挥作用，因为从范围来看，不守信用的人总是在一定范围内搞“小动作”，如果行业协会把他们的恶行通报，他就受到遏制了。

从北京回到深圳不久，2001年3月28日，深圳市三届人大二次会议召开。郑卓辉充分结合深圳实际，再次强调要以德治市，建设“信誉深圳”。郑卓辉认为，“十五”计划纲要为深圳绘就了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坚持依法治市和以德治市并重。

郑卓辉说，依法治市和以德治市就好像是飞机的两翼，缺了一个，飞机就飞不起来。郑卓辉特别提到现在经济生活中已经出现了“信誉危机”，商家互相欺诈、不守信用、不遵守合同等现象屡见不鲜，这些现象对投资环境、经济发展的危害巨大。在这种情况下提倡以德治市、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显得意义重大。他认为，深圳应当通过立法的形式在全国率先建立企业信用评价制度，建设“信誉深圳”。

四

再次建言：

信用建设刻不容缓

尽管在2001年的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郑卓辉已经提出了要尽快建立信用制度的建议。但是，时过一年，在2002年的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郑卓辉又再一次呼吁，信用建设刻不容缓。

郑卓辉在提出这一呼吁时候，他手中还带来了一份人民群众的“上诉”信。这封“上诉”信，是在郑卓辉这次会议前夕“请客开会”时收集上来的。郑卓辉就是用这封特殊的“上诉”信，来强调信用建设刻不容缓的。

“作为投资软环境，信用环境建设是第一位的因素。没有信用环境，商机再多、政策再优惠也不过是多了几个美丽的‘陷阱’”。在这次两会期间，郑卓辉代表多次举着一封“上诉”信，呼吁加强信用环境建设。郑卓辉充分履行了人大代表为人民的职责。

这封信受到了有关部门和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许多媒体的关注，它讲述了深圳一家私营公司与湖北省某县经委相互状告的一例经济纠纷案件。

这封“上诉信”写道：

据这家深圳私营公司经理介绍，1999年初，湖北省某县政府到深圳招商引资，希望深圳企业投资挽救濒临破产的某县制药厂。经过多次接触，1999年4月13日，深圳这家私营公司与作为县政府代表的某县经委、某县制药厂签定了一份组建合资公司的合同书。1999年4月20日，合同公司“xx药业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注册资产为336万元人民币，深圳公司占80％的股份，某县制药厂以其有形与无形资产扣减其债务后的差额672万元人民币作为出资额，占20％的股份。新公司成立后，没有向银行贷款，没有拿政府一分钱，也没有要求任何政策倾斜，依法纳税近10万元人民币，为当地解决了120人的就业和生活问题。

然而，2001年2月，某县主要领导提出“要引进名优企业嫁接改造xx新公司”。随后，这家新公司开始频繁受到当地有关部门的检查、处罚。当地公安部门则多次开警车到新公司进行侦察，且两次将公司法定代表人带走。此后，工商部门吊销了公司营业执照，并将公司查封。

2001年9月28日，深圳公司以某县经委肆意违约，将县经委与原药厂告上法院。但经过两次开庭，仍然没有最后裁决。

对此，郑卓辉代表认为，我国当前的信用状况堪忧。企业、个人、社会中介乃至政府都存在信用问题。企业信用问题主要涉及到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法规信用关系、商业信用关系、资金信贷关系等等，目前各种关系都存在严重的混乱现象。企业、中介组织的信用问题，都与地方政府信用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不少问题就是由政府一手造成的，比如，在企业之间进行资产、资金等方面的胡乱“拉配郎’等等。

“为什么那么多人不讲信用？主要是不讲信用付出的成本低。”他认为，必须治治这些“坏孩子”，否则其他人也会“慢慢学坏”。郑卓辉建议在全国建立信用管理体系，尽快搞一个不良信用记录者的数据库。这个网络可由政府牵头来搞，工商、税务、银行等部门提供信用记录，公、检、法等部门也要加入进来。“这样的话，如果一个人借了银行的钱不还，银行告到法院，法院判他输了，他的不良信用记录就会登记在案；别人和他做生意前，只要上网一查，就不会再上当了。”

郑卓辉代表强调，信用环境是投资软环境的根本要素。投资者首先考虑的是资本安全和风险，没有信用则被认为是最大的风险。“失信”是市场经济操作中最具破坏性的“病毒”，建设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信用建设刻不容缓。

 五

启动创业板恢复

发新股议案第一人

2002年3月9日，郑卓辉在出席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时，又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启动创业板、尽快恢复深交所新股上市的议案》。这是一份重要的议案。后来，郑卓辉被认为是向全国人大提出启动创业板、尽快恢复深交所新股上市议案的第一人。

这份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议案当时是怎样出炉的呢？2004年5月，郑卓辉在一次接受《深圳商报》记者采访时详细讲述了幕后的故事。

郑卓辉介绍，当时代表们分小组在一块讨论，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市委副书记庄礼祥谈到他在来京开会前曾就创业板问题作过专门调查，一语激起代表们的广泛注意，大家纷纷表示意见。有的代表认为，创业板市场适时推出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和金融业的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恳请国务院责成有关部门加快创业板筹备工作，及早明确创业板启动时间。有的代表认为，如果客观上还需要进一步准备，建议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公司法》修正案有关条款，先在深交所开设“高新技术板”；有的代表认为，创业板的推出和替代方法万一行不通的话，应尽快恢复深交所新股上市……之后打电话回深圳向一些证券公司的老总请教，几名来自广东的代表也主动过来帮忙，从深圳来的新闻媒体记者不仅帮忙打字，还帮忙润色词句。小组代表在一起开会讨论，酝酿，最后，花了两天时间，起草了这份议案。随后的就是“公关”了，郑卓辉带着这份希望“尽快恢复深交所新股上市”议案，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敲全国人大代表的门，请他们支持深圳，最后，这份35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的议案提交给了全国人大，并引起了重大反响。

该议案全文如下：

一、停止深交所发行新股影响重大

2000年，国内关于推出创业板市场的呼声高涨。在此情况下，中国证监会2000年7月指示深交所集中精力加快创业板市场的准备工作，作为配套性措施，从2000年9月起暂停了深交所新股上市业务。时间过去一年半了，创业板市场推出时间未明确，主板新股发行又停止了，对深圳及整个华南地区乃至全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和金融业造成很大影响：

（一）创业投资退出渠道不畅，高新技术产业融资受阻。2000年下半年，受创业板市场即将设立的鼓舞，国内创业资本活动十分活跃，IDG、摩根·士丹利、英特尔、华登基金、美林基金等国际知名的投资机构纷纷注资国内高新技术企业，深圳创新投、上海科创等一批本土的创业投资机构也应运而生。但创业板市场迟迟未能推出，创业资本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势头明显放缓。国际上一些原来有意到中国投资的创投机构也搁置投资计划，静观中国创业板市场走向。深圳及其周边地区许多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纷纷反映，去年以来企业融资越来越难了。

（二）证券市场出现萎缩，金融业发展前景堪忧。深交所新股发行暂停后，各项业务指标明显下降，市场功能弱化，资金沉淀量、市场筹资额和成交量占全国的份额明显减少，深圳证券市场的吸引力明显减弱，部分投资者和证券商的业务中心出现转移，对深市的热情和积极性大大降低。2001年，深圳上市公司总股本为1673．91亿元，占全国比重34．73％，比上年同期下降9．1％；深市股票、基金成交总额为16808．75亿元，占全国比重为41．13％，比上年同期下降7．5％；2001年深市无新股发行，配股和增发筹资234．73亿元，深市占19．69％，比上年下降21．47个百分点。证券同业资金是深圳银行系统的主要资金来源之一。据统计，停发新股后，截至2001年底，深圳银行系统同业存款余额减少了800亿元左右，几家主要证券清算银行一度受到严重影响，这直接影响了银行系统的资产规模和财务效益。由于深圳金融市场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深圳金融市场的波动直接影响到全国金融市场的稳定，我们担心上述状况若延续下去，将会加剧人们对深圳金融业发展前景的疑虑。特别是证券市场的萎缩趋势如果没有改观，可能使深圳在全国市场中的现有地位不复存在，对启动创业板，对全国高新技术产业和金融业的健康发展带来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是深层次的、长远的。

二、创业板出台的时机日趋成熟

目前，不少专家和专业人士认为，我国设立创业板市场的各方面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国际、国内环境也比较有利，积极因素有所增加。一是国际、国内股市整体上都有所降温，泡沫现象有所缓解。这种市况，有利于增强投资者的风险意识，对防止创业板市场启动初期的过度炒作非常有利。二是随着中国证监会加大监管力度，逐步完善监管方式方法，证券市场的违规现象得到了明显遏制，为创业板市场启动后实施严格的监管措施提供了有利的氛围。三是“9·11”事件以后，国际经济出现若干不稳定因素，及时推出创业板，有利于我们抓住国际资本调整投向的机遇，吸引海外资金和人才。四是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大量的社会资金，随着股票市场的调整，相当一部分已经从股市撤出，正在观望和寻找出路。鉴此，我们认为创业板出台的时机日趋成熟，及时启动创业板，有利于将这部分资金引导到产业投资领域，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同时也为拉动内需增加一个强劲的引擎。

三、推动证券市场发展的几点建议

（一）考虑到创业板市场适时推出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和我国金融业的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我们恳请国务院责成有关部门加快创业板筹备工作，及早明确创业板启动时间。

（二）如果客观上还需要进一步准备和继续等待，建议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公司法》修正案有关条款，先在深交所开设“高新技术股”，基本按照现行上市标准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融资服务；或者参照全国政协委员高尚全同志近日在“两会”提案中提出的建议，推出一个以高成长性企业为主体，不分国有还是民营，也不分高科技还是服务业的新市场，以此为下一步推出创业板积累经验。

（三）如果上述两项建议都不能采纳，则请求尽快恢复深交所新股上市，以维护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基本活力，保持投资者对中国证券市场的信心，为将来创业板的设立保持一个良好的市场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