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和中国必须建立军事通讯 对危机的担忧并非假设或过分夸大

【中美创新时报2023年7月3日波士顿讯】（记者温友平编译）7月3日，《波士顿环球报》发表的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联合主任埃里克·罗森巴赫 (Eric Rosenbach) 及其亚太倡议研究主任克里斯·李（Chris Li ）共同署名的政治观点文章称：美国和中国必须建立军事通讯，对危机的担忧并非假设或过分夸大。以下是文章的全部内容。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结束了最近的北京之行，但几乎没有取得明显的成功，未来的不确定性也更大。

布林肯的使命是稳定摇摇欲坠的美中关系，并找到防止这两个全球超级大国之间潜在危机升级为更大冲突的方法。但一系列令人畏惧的挑战依然存在——从高科技供应链的争斗到台湾问题的紧张局势——其中最重要的是修复陷入危险沉默的军事通讯渠道，而两国武装部队的行动距离更近、频率更高。

尽管布林肯重启了与中国的高层外交，但他未能在美国的首要任务：恢复军事谈判上取得进展。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布林肯承认“我们拥有这种军事对军事的通信至关重要”，但也承认“目前中国不同意向前推进”。

拜登总统宣称，其对华政策的一个关键支柱是“负责任地管理竞争”并确保竞争“不会陷入冲突”。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此表示赞同，并呼吁美国和中国避免“相互碰撞”。但在战略竞争激烈的时代，美国和中国军队之间缺乏开放、可靠和实用的沟通渠道，加上飞机和海军舰艇在空中和海上的遭遇日益增多，增加了发生意外碰撞的风险。可能会引发火花，导致大火。

近几个月来，美国官员对美国及其盟军在整个印太地区不安全拦截造成的危险事件的增加发出了警报。从南中国海的险些失手，到本月早些时候中国导弹驱逐舰在台湾海峡拦截美国军舰的事件，这些密切的互动可能会导致事态迅速失控。

对危机的担忧并非假设或过分夸大。2001年，美国EP-3侦察机在海南岛上空与解放军战斗机相撞，造成中方飞行员死亡和美方机组人员被俘，引发了一场外交摊牌。如今，两国致命的国内政治潮流和民族主义压力加速了意外碰撞，很容易引发冲突。事实上，在历史的画布上，战争往往是由具有意想不到后果的事故引起的，由较小的火花引发，很快就会导致全球大火。

为了减轻真正的血腥战争的风险，需要更有效和更强大的军事沟通模式来防止误判，避免该地区未来的对抗，并在发生危机时控制可能引发不必要冲突的无意升级。双方都不愿意。随着紧张局势加剧，建立实时对话、专业部队行为和冲突消除机制的灵活框架变得更加紧迫。

拜登政府一再宣称希望采取“护栏”，即防止事故演变成冲突的措施。但北京越来越拒绝这个词。它认为，旨在确保太平洋地区安全互动的双边军事磋商是毫不掩饰地试图将外国势力侵犯其主权的非法挑衅行为合法化。当美国官员提出军事对话时，中国官员反驳说，最好的护栏是遵守帮助上世纪70年代关系正常化的三个联合公报，并“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此外，两国的沟通方式也不同。尽管历届美国政府都重申了对话的重要性，即使在期望较低且紧张局势高度紧张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也会以双边关系的整体健康状况为条件，特别是国防官员之间的会晤；当关系紧张时，他们拒绝对话，以表达对令人反感的行为的不满。最近发生的事件进一步凸显了北京暂停选择性双边接触的战略，以此作为美国采取更友好政策的杠杆。

在二月份气球被击落后的几天里，北京拒绝了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与中国国防部长通话的请求，后来还拒绝了在亚洲安全峰会香格里拉对话上举行的静坐会议。去年八月，时任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问台湾后，中国取消了三场军事会谈。正如中国外交部所言，美国有责任“展现诚意”并“为两军对话沟通创造必要条件”。翻译：停止错误的做法——然后我们可以谈谈。

即使取得了一定进展——例如 2008 年建立的国防电话线——这些渠道在危机时期也常常陷入沉默，而此时中国倾向于撤退。2001年海南事件发生后数小时，时任驻华大使约瑟夫·普鲁赫回忆说，外交部官员拒绝接听他的电话。正如白宫亚洲事务高级官员库尔特·坎贝尔 (Kurt Campbell) 最近观察到的那样，“已经设立的热线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无休无止地响着。”

需要明确的是，有效军事对话的最大障碍在于中国的不情愿。但两国危机管理理念的不一致不能导致宿命论，也不能让官员们屈服于对这个问题的欣赏——它必须成为催化更具创造性和紧迫行动的号角。

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这两个意识形态上的死敌，建立并维持了强有力的降低风险的机制。从限制可能干扰指挥和控制网络的危险军事活动的协议到核风险降低中心，莫斯科和华盛顿认识到搁置分歧、共同努力防止最大灾难：核战争的紧迫性。

事实上，在古巴导弹危机将世界推向核灾难的边缘，约翰·肯尼迪总统宣布战争风险为“三分之一”后，他和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加倍努力，建立了直接热线 从白宫到克里姆林宫。在美国和苏联军队发生一系列险些失事之后，两国于 1972 年通过了《海上事故协议》，制定了飞机和船只安全互动的协议，长期以来被视为建立双边信任的典范。

尽管中国迄今为止持有不同观点，但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军事通信的厌恶情绪可能会演变，因此我们仍可以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随着中国军队实现现代化并在全球范围内开展行动，它可能会认识到（或确信）避免事故符合其自身利益。也许最重要的是，习近平本人过去曾暗示对这一想法持开放态度，他在 2017 年告诉时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乔·邓福德，军事关系可以成为整体关系中的稳定力量。

呼吁对话并不等于纵容他人的行为，而是承认现实。重振军事渠道将完全符合共和党和民主党总统数十年的国防政策。如果北京和华盛顿的明智领导人寻求处理关系，他们必须尽快找到稳定军事关系的方法。一次偶然的危机引发一场不必要的冲突，风险太大——而世界正依赖于此。

作者介绍：埃里克·罗森巴赫 (Eric Rosenbach) 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的联合主任。他此前曾担任美国负责全球安全的助理国防部长。克里斯·李（Chris Li ）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亚太倡议研究主任。

题图：2023年6 月 19 日，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北京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LEAH MILLIS/POOL/法新社 VIA GETTY IMA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