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解经济学百年悬案：劳动量是人类劳动时的体能消耗
【中美创新时报2024年11月7日波士顿讯】（记者温友平按语）今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奖主题是“制度决定经济的繁荣乃致国家的成败”，显然，这一普世价值观将因为诺奖的光环，而更加绚丽，更加有力地影响全世界！诺贝尔经济奖获奖主题著作，为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决定社会经济的繁荣乃致国家的成败，提供了坚实有力的事实证据。其实，其中还有同样坚实有力的、更为深刻的底层逻辑，这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规律，也即所谓的“底层逻辑”。
如何对照最新经济诺奖主题，更好地帮助人们认识理解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为此，本报特别开设“经济诺奖底层逻辑”经济理论专栏，并荣幸邀请到了中国知名民营企业家、《商品价值论》作者邓清辉作为专栏作者兼主持人，为大家奉献其在深圳四十多年成功经营科技企业的实践而出版的经济学术专著观点及现实经济运行的系列思考文章。
作为专栏的开篇，今日刊登邓清辉的关于今年经济诺贝奖主题“底层逻辑”思考系列解读的首篇文章——《“无差别的人类劳动量”再前进一步——论劳动量定义》，以飨读者。
“劳动量定义”，被称之为经济理论数百年未解之悬案。作者邓清辉试图揭示社会经济运行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商品和货币价值的真谛，从而认识商品价值运动变化的规律，这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规律，即“制度决定经济的繁荣乃致国家的成败”的底层逻辑就被展现出来了。如能实现此目的，实乃本报之莫大欣慰！
经典劳动价值论主张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量，但劳动量只是以劳动时间来计量。本文认为：正如单纯时间不能计量物体的运动距离一样，单纯时间也不能计量人类劳动量。本文还发现，出现这种劳动量计量单位错误的原因其实是经典劳动价值论并没有劳动量的定义。经典劳动价值论的所有代表人物的主要著作都没有赋予劳动量以物理意义和物理量的计量单位，并因此还常常造成价值来源和价值衡量标准问题的混淆。亚当·斯密试图以“生活必须品”本身来衡量劳动量，为劳动量的计量迈出了可贵的步伐；卡尔·马克思则提出劳动量就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离“劳动量就是人类无差别的体能也即热能消耗”这一本文作者认定的科学劳动量定义只差最后一步。
“无差别的人类劳动量”再前进一步——论劳动量定义
文/邓清辉
经典劳动价值论者主张劳动创造价值，并常常提到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量，包括要用劳动量作为衡量一切商品价值的尺度。但是我们发现，经典价值论只是用劳动人数的劳动时间来计量劳动量。显然，正如单纯时间不能计量物体的运动距离一样，单纯时间也不能计量人类劳动量。翻阅经典价值论诸大师们的著作，我们还会发现，产生用劳动时间来计量劳动量，这种错误的原因，在于经典价值论其实并没有对劳动量进行定义。也就是说，劳动量定义，其实是经济学数百年来一直未决之悬案！
威廉·配第的初悟：“相同时间的人类劳动量具有相同的价值量”
17世纪素朴劳动价值论威廉·配第于1662年在其《赋税论》中最先提出“商品中的价值就是其中包含的人类劳动”，于是他提出“相同时间的人类劳动量具有相同的价值量”。他先举了“一个人在一年内耕作获得的粮食剩余就等于另一个人一年内开采和提炼白银的剩余”的例子，并且认为这“剩余粮食的价格就等于白银的价格”。尔后，又再把例子中的一人扩大到一百人，劳动时间延长到十年，他认为即便如此，结论还是一样，即两种不同的劳动只要人数相同，时间相同，他们的劳动量就相同，创造的价值就相同，创造的商品的价格也就相同[1]47-48。为何会有这样的论断，在于威廉·配第认为劳动量只与劳动人数、劳动时间有关，与劳动者的技术熟练以及劳动过程的风险都没有关系。至于为什么劳动量仅与劳动人数、劳动时间有关，威廉·配第没有解释，也许他并不觉得需要解释这个问题。其实，“不同的劳动方式因为劳动人数相同就会产生相同的劳动量”，这并不是劳动量的定义，正因为没有劳动量的定义，不知道劳动量究竟为何物，为什么相同的劳动人数在相同的劳动时间里就会产生相同的劳动量问题就无法说明清楚。
威廉·配第还认为由于白银本身的价值会变动，故用货币来衡量劳动量，还存在不稳定不准确的问题，于是他认为应当寻找“不变的价值标准”，因此，他提出稳定准确的计量劳动量乃至劳动价值的东西还是劳动和土地。
他说：“我认为，各种物品的价值应当用土地和劳动来衡量，也就是说，我们应该说一条船或一件衣服值多大面积的土地或多少劳动。这是因为，船和衣服归根结底是由土地及投入在土地上的人类劳动造成的。这就是全部物品的真实面目所在，…..”[1]50
威廉·配第告诉我们应当用土地和劳动来衡量劳动乃至各种物品的价值，但是他的理由十分简单，就是因为所有物品都是由土地及投入在土地上的人类劳动造成的。也就是说因为商品的价值是来源于土地和人类劳动，所以土地和人类劳动就应当成为劳动的价值标准。显然，威廉·配第这里是混淆了“商品价值来源”和“劳动价值计量标准”两个不同的问题。
多大的土地面积等于多少劳动？威廉·配第始终没说清楚。用劳动来计量劳动？我们就更弄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些说不清楚的问题除了混淆了“商品价值来源”和“劳动价值计量标准”两个不同的问题外，还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没有事先解决，这就是：究竟什么是劳动量？也即劳动量定义的问题都没有搞清楚，商品价值的来源和劳动价值的计量标准问题就更会混淆不清。
我们看到威廉·配第没有劳动量定义，也把价值来源和价值计量标准混为一谈，但是他的要用“多大面积的土地”来衡量商品中劳动价值的想法却是在为劳动量寻找具体的物理量的计量尺度。尽管威廉·配第为劳动量找到这个计量劳动的物理量是错的，但是，为劳动量寻找具体的物理量的计量尺度是和劳动量进行定义必然相关联的。故威廉·配第这就是一种关于劳动量定义的可贵的思考。
亚当·斯密的反思：“劳动为一切商品交换价值之真实尺度”
经典价值论的的大师、现代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对劳动量也没有准确明白的定义。虽然他也认为劳动量是和人的劳动时间有关，并且认为“劳动为一切商品交换价值之真实尺度”，但他并不认为任何人在相同的劳动时间都会创造相同的价值。简单的劳动和需要训练的劳动，以及需要学习十年的劳动它们在相同的时间创造的价值是不一样的。他甚至明确地说“需要学习十年的劳动其一小时比普通业务一月，所含劳动亦可较多”。亚当·斯密在其1776年的《国富论》中这样说：
“劳动虽为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但一切商品价值，通常非由劳动评定。要确定两个劳动量的比例，往往困难。两种工作所费去的时间，往往不是决定比例的唯一因素。测定比例者，不应忘记它们的困难程度熟练程度极不相等。难工作一点钟，比易工作二点钟，尽可包含较多的劳动；需要十年学习的工作一小时，比普通业务一月，所含劳动亦可较多。困难程度如何，熟练程度如何，不易寻出准确尺度。但劳动生产物互相交换时，对于这二事，又不得不有相当的樽酌。调节这种交换的，不是任何准确的尺度，却是市场上两不相亏的协议。这虽不甚准确，但日常适用，也就够了。
加之，商品多与商品交换，从而多与商品比较；少于劳动交换，从而少于劳动比较。所以，评量商品交换价值，与其依照这商品所能购得的劳动量，倒无宁依照这商品所能购得的其它商品量。而且，我们说一定量别种商品，比说一定量劳动，亦更容易使人理解。因为，前者是一个可以分明接触的物体，后者却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抽象的概念，纵能使人充分理解，亦没有具体物那样明白，那样自然。”[2]24
亚当·斯密说的这些话虽然是合乎客观实际的，即劳动量问题并非具体的经济活动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但是，显然，劳动量问题是经济理论特别是价值理论无法回避的问题。毫无疑问，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剩余价值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论”就是源自对劳动量乃至商品价值来源的错误认识和这种错误认识的广泛传播，以至于在剩余价值率理论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商品的正常生产与交换都无法进行。
亚当·斯密一面强调“劳动是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一面又以“劳动量”在实践中并不一定需要，甚至“不明确”“不自然”而回避。其实，“劳动量”所以不明确不自然的原因是因为“劳动量”不应当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在亚当·斯密看来，劳动量恰恰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正是因为“劳动量”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才在实践中不便自然使用，甚至无法使用。
亚当·斯密说“劳动为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但劳动量是什么？亚当·斯密也没有定义。不过他对劳动量的认识比威廉·配第有了显著的进步，他并不认为任何人的劳动在相同的时间里就一定会创造相同的价值，而是有了“难工作”和“易工作”的区别，有了“需要十年学习的工作”和“普通业务”的区别，由于这种劳动方式的区别，以至于相同的人数在相同的时间并不能创造相同的价值。正是因为认识到劳动量不能用简单的人数和时间来衡量，亚当·斯密认为劳动量的衡量需要其它的办法。
亚当·斯密接着说：“等量劳动，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对于劳动者都持有同等的价值。劳动者如果精力如常，熟练程度技巧程度如常，就非牺牲等量的安乐自由与幸福不可。他们所受得的报答品无论多少，他们所支出的代价总归一样。他的劳动，虽有时能够购得多量货物，有时只能购得少量货物，但这是货物价值变动，不是购货物的劳动价值变动。不拘何时何地，凡在生产上已经增加困难而需要多量劳动的货物，价必腾贵；生产已经较便宜而必需劳动已较少的货物，价必低落。只有劳动本身的价值绝不变动，只有劳动可以随时随地较量各种商品价值，只有劳动是真实的价值标准。所以，劳动是商品的真实价格，货币只是商品的名义价格。……所以，按照通俗的说法，劳动亦可说有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之别。所谓真实价格，就是报酬劳动的一定量生活必需品方便品。所谓名义价格就是报酬劳动的一定量货币。”[2]25
“等量劳动，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对于劳动者都持有同等的价值。”这只是“劳动是真实的价值标准”的理由，如果劳动时间不能真正成为劳动量的计量单位，也就是说劳动本身的计量问题不能解决，何来等量的劳动？又如何能实现“劳动随时随地较量各种商品的价值”呢？
亚当·斯密认为，可以作为劳动真实价格标准的就是“一定量必须品方便品”。那么，这个标准是什么呢？是这些“一定量必须品方便品”的价值、价格吗？肯定不是。因为亚当·斯密知道它们的价值、价格和金银的价值、价格一样也是变化的。显然，亚当·斯密需要用来计量劳动的真实价格标准就是这些“物”本身，也即这些物本身的一定量！
我们知道威廉·配第要用土地面积的大小来计量劳动量的多少，现在亚当·斯密要用一定量生活必需品方便品来作为劳动量的真实价格，也即劳动的真实价值标准，应该说也是劳动量定义的可贵思考。但是，非常遗憾，亚当·斯密关于劳动的真实的价值标准的探索到此为止。他没有能够再前进一步，即给出这些“物”本身的一定量和人类劳动的什么量存在一定的关系。这样，其用“物”及其一定的量表示的劳动量就还是无法让人理解。
大卫·李嘉图的逆回归：“一百万人永远只能创造相同的价值量”
亚当·斯密之后，至19世纪初，关于劳动量的观点，经典价值论的著名后继人大卫·李嘉图又完全倒回到威廉·配第那里去了。威廉·配第说“一个人一年或一百人十年的劳动量是相等的”，大卫·李嘉图说“一百万人永远只能创造相同的价值量”[3]232-233，二者如出一辙。大卫·李嘉图也许和威廉·配第一样，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这一百万人永远只能创造的相同的价值量究竟是什么量？
大卫·李嘉图不能理解亚当·斯密“用一定量生活必需品方便品”来作为劳动量的“真实价格”的含义，批评亚当·斯密这是劳动价值的双重标准。其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第一章《价值论》中对亚当·斯密的所谓双重劳动标准问题进行了专门的批评，他在引录了亚当·斯密《国富论》中关于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后说：
“亚当·斯密如此确凿地决定了交换价值的本源，又如此首尾一贯地主张价值的大小，须比例于生产时投下的劳动量；但他同时却又树立别种价值标准尺度，说价值的大小就看它能换得标准物若干。他的所谓标准尺度，有时是谷物，有时又是劳动；不过这里所说的劳动，已非生产时投入的劳动量，却只是交换该物时所得而支配的劳动量。在他看来，这两种劳动量似无多大区别。……可是这两种劳动量，事实上并不相等。”[4]3
大卫·李嘉图批评亚当·斯密的双重价值标准问题，曾经在经典价值论的发展史上有过重要的影响，被认为是大卫·李嘉图纠正了亚当·斯密价值二元论的错误，而坚持了正确的一元论的劳动价值论。其实，这种评价是完全错误的。在我们看来，错误的恰恰是大卫·李嘉图自己，其原因在于他误解了亚当·斯密相关观点的含义。被大卫·李嘉图当作双重劳动标准批评的问题，其实涉及了亚当·斯密关于劳动的两个重要观点，其一即消耗（或投入）的劳动与购买（或交换）的劳动具有相同的本源的问题；其二作为商品价值尺度的劳动本身劳动量的计量问题。
亚当·斯密认定消耗劳动和购买劳动具有相同的本源，其理由是十分充分的，“自身作成的货物，故由自身劳动而得；以货币或货物购得的物品，亦由劳动购买。此等货币或货物，使我们能够免除相当的劳役。它们含有一定量劳动的价值，以此价值，我们可以与其他在想象上含有同量价值的物品交换。”[2]23，“自身作成的货物，故由自身劳动而得”如果承认这命题是正确的，则“他人的货物由他人自身劳动而得”也就是正确的。既然如此，以自己劳动商品换得的他人的商品，本质就是“以劳动换来的劳动”，因为别人的商品本质也是劳动。自己生产时投入的劳动量和交换该物时所得而支配的劳动量，是不是相等也许并不能确定（只是“想象上含有同量价值”），但这并不影响交换就是劳动换劳动的本质。也就是说，消耗劳动和购买劳动，不管其量是否相等，但本质一定相同。大卫·李嘉图以“这两种劳动量，事实上并不相等”为理由来否论这两种劳动共同的本质，是毫无道理的。亚当·斯密正是依据这一观点，确立其更广意义的劳动价值论，从而其商品价值中得以容纳地租（生产资料）和资本利润，并作为和活劳动具有相同意义的交换价值的构成部分，其理论完全合符经济活动的实际。[2]36-41
亚当·斯密认定“劳动是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而后又认为“所谓真实价格就是报酬劳动的一定量必须品方便品”，这不是“又树立别种价值标准尺度”，而是要解决劳动——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本身必须要解决的计量问题。
劳动量是什么？劳动量本身不能计量，如何成为计量一切商品的尺度？亚当·斯密寻找“一定量必需品方便品”或“谷物”来表征劳动量，要点是“物”本身即物本身的一定量，而并非物的价格。亚当·斯密十分清楚任何物的价格都不可能是恒定不变的。所以大卫·李嘉图用了几乎一整章来批评亚当·斯密用价格会变化的“一定量必需品方便品”或“谷物”作为另外的价值标准尺度，其实只是他自己的错误理解。是他自己把商品价值的来源和商品价值的衡量或计量标准——这样两个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了！
大卫·李嘉图在批评了亚当·斯密双重价值标准和用“一定量必需品方便品”或“谷物”来作为不变的价值尺度后，其在《价值论》一章的第六结《论不变的价值尺度》告诉我们：“世间要寻一种绝对不变的价值尺度，却是不可能的。”他说：“测定他物价值的商品，亦不免价值变动。世间任何生产物所必要的劳动量，都不免增减。即令必要劳动量不变，它乃不是完全的价值标准，乃不是不变的价值尺度。据上述，生产媒介物所必要的固定资本的比例，比较生产别种商品所必要的固定资本的比例，若不相同。工资腾落，已可引起媒介物价值的相对变动。固定资本的耐久力若不相等，则由同一原因，可以引出同一结果。上述种种，已足使世间不能有完美的价值尺度。”[4]20-22
大卫·李嘉图以“测定他物价值的商品，亦不免价值变动。”为由，认为“世间要寻一种绝对不变的价值尺度，却是不可能的。”这难道不正是亚当·斯密思考的问题吗？亚当·斯密正是认为所有物品包括劳动报酬的物品其价值乃至价格都是变化的，因而都只是劳动的名义价格而不是真实价格，于是需要找另外的东西来表征劳动的真实价格，这就是“一定量的生活必须品方便品”。例如某一时期某一人一天的劳动可以获得100斤谷物的报酬，而另一时期此人相同的一天劳动只能获得50斤相同谷物的报酬，尽管这50斤谷物和前一时期的100斤谷物价格可能是相等的，也即劳动的名义价格没有变，而劳动的真实价格已经变了。显然，亚当·斯密在这里不是要用谷物的价格来衡量劳动量，而是要用谷物的“一定量”来作为劳动量的计量标准。
大卫·李嘉图死死钻进不可能存在不变的商品价值乃至价格的死胡同，完全不思考另外的衡量劳动量的方法。并且还把劳动价值的来源和劳动价值的评价（即报酬）混为一谈。以至于完全否论“不变的价值标准”的存在。应当说，大卫·李嘉图的著作虽有然专门的《价值论》，但他的价值论观点却是倒退的，是退回到威廉·配第那里去了。
卡尔·马克思的困惑：幽灵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
大卫·李嘉图之后，卡尔·马克思又对劳动和劳动量的计量问题进行了较多的论述，我们来看马克思的论述。
马克思在其《资本论》的第一章《1.商品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价值实体和价值量）》中论述了商品的价值就是交换价值后，紧接着说：
“使用价值或财物具有价值，只是因为有抽象的人类劳动对象化或物化在里面。那么，它的价值量是怎么计量的呢？是用它所包含的……劳动量来计量的。劳动本身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而劳动时间又是以一定的时间单位如小时、日等作尺度。”[5]51
显然，马克思这里仍然没有对劳动量进行定义。却明确表示：劳动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劳动量的计量单位就是时间的计量单位！至于用时间计量的劳动量究竟是什么量？我们还是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肯定不应该是时间！马克思没有对劳动量进行定义，却对劳动——他认为的唯一能够创造价值的劳动——有细致的描写。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章论述劳动过程时这样说：
“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本身。劳动力的买者消费劳动力就是让劳动力的卖者劳动。劳动力的卖者也就由此在现实上成为发挥作用的劳动力，成为工人，而在此之前，他只不过在可能性上是工人。”[5]207
可见，马克思的“劳动”就是“工人的体力劳动”，就是“现实上成为发挥作用的工人的劳动力”。接下来，马克思还对工人的劳动作了更为详细的描述，他说：
“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10]208
可见，工人的劳动就是马克思已清楚地描述出来了的工人“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的运动”，这里虽然也提到“头”，显然，这里不是指人头脑独立的脑力劳动，而只是工人体力劳动时必须有的、不可缺少的指挥身体四肢运动的“脑的活动”和“注意力”，以及工人体力劳动时头脑中必须有的劳动“目的”。正如马克思接下来自己所说：
“除了从事劳动的那些器官紧张之外，在整个劳动时间内还需要有作为注意力表现出来的有目的的意志，而且劳动的内容及其方式和方法越是不能吸引劳动者，劳动者越是不能把劳动当作自己体力和智力的活动来享受，就越需要这种意志。”[5]208
至此，我们可以确认马克思用时间来计量的劳动就是工人的体力劳动，就是这种工人劳动时“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的运动”以及“在整个劳动时间内还需要有作为注意力表现出来的有目的的意志”，但是，马克思在所有这些关于劳动和劳动细节的说明中并没有给劳动量以明确的物理定义，我们仍然无法知道劳动量究竟是什么量。
时间只是事态变化演进的一种标识，就像时间不能作为尺度计量距离一样，公里、米、厘米、毫米才是计量距离的尺度，有了这些计量距离的尺度，才会有物体运动的时间和这些尺度的关系——速度，有了速度，物体运动的时间才和运动的距离有关系。现在，马克思虽然给我们描绘了工人劳动时的肢体运动甚至不愿意有的注意力的具体状况，但是，仍然没有找到计量劳动的物理量，更没有劳动中单位时间和以具体物理量表示的劳动量之间的关系。
显然，马克思觉得以时间来计量劳动量确实有问题，于是自己就提问说：
“既然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一个人越懒、越不熟练，他的商品是否就越有价值？”[5]52
马克思的回答是否定的，他接着解释说：
这种以劳动小时计量的劳动量“具有社会平均劳动力的性质，起着这种社会平均劳动力的作用，从而在商品的生产上只使用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并说：“只是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使用价值的价值量。因此，含有等量劳动或能在同样劳动时间生产出来的产品，具有同样的价值。”[5]52-53马克思这里补充了“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的概念，接下来本应该对它们进行具体的描述和给予量的定义。遗憾的是，马克思没有这样做。
毫无疑问，所谓“劳动熟练程度”就是单位时间进行某种劳动操作的次数；所谓“劳动强度”就是单位时间劳动量的消耗。如果我们这里专注劳动强度的讨论，那么，劳动强度要有量的定义就必须首先给劳动量以物理量的定义，然后这个物理量比时间，也即单位时间的劳动量就是劳动强度。显然，这个作为劳动量定义的物理量不应该是时间，否则劳动强度成了时间比时间，劳动强度就无意义了。
必须给劳动量以物理量的定义，并且这种物理量不能是时间，而且它还应当可以适用于任何不同形式的具体劳动及任何形式劳动的具体产品。劳动量应当具有所有不同的具体劳动都具有的一致的特征，关于这一点，其实，马克思是有思考的，他在讲出上面一段话之前，就先讲了下面的话，他说：
“如果把商品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如果我们把劳动产品中使用价值抽去，那么也就把那些使劳动产品成为使用价值的物体的组成部分和形式抽去。……随着劳动产品的有用性质的消失，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性质也消失了，因而这些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也消失了。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区别，全部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 马克思接着说：
“现在我们来考察劳动产品剩下来的东西。它剩下的只是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物，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消耗的单纯凝结。这些物现在只是表示，在它们的生产上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这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商品价值。”[5]50-51
马克思的这些话表明他确实觉得需要寻找一种可以用来表征任何不同形式的具体劳动及任何形式劳动的具体产品价值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但是这个“单纯凝结”是什么？非常遗憾，马克思告诉我们：它只是“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物”！也就是说，马克思用时间来计量的就是这种幽灵般的东西！劳动量成了幽灵般的东西，单位时间的劳动量——也即劳动强度也就和幽灵一样，使人无法捉摸。
跨进科学殿堂的一步：劳动量是人类劳动时的体能消耗
其实，马克思关于工人仅仅依靠肢体进行的具体劳动方式的描述是需要的，因为人类肢体劳动或称简单体力劳动是人类劳动的最基本方式。从这样一种具体劳动中再抽象出所有不同的人类劳动都具有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也是对的，这种思考显然已经超出了其经典价值论的所有前人。只是这种“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不能停留在哲学的抽象概念上，更不应该是“幽灵般的对象物”，这种“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就是无差别的人类体能消耗，就是热能！
我们今天看来，人类劳动最一般的特征就是人类体能消耗，也就是热能消耗。人类具体的劳动形式千差万别，唯一无差别的就是都消耗了体能，而这种体能就是无差别的热能。现代人体科学与食品科学已经可以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成年男人在中等体力劳动强度的情况下，一天大约消耗3000千卡热量，这是由人类体能消耗的基础代谢率（即人类生命活动和热量消耗的关系）决定的。而且今天食品科学也告诉我们：为维持这一热量的消耗，一人一天需要的一定量的食物也有清楚的食谱。
因此，劳动量的定义就是：劳动量即人类劳动时的体能消耗量也即热量。劳动量的计量单位就是热量的计量单位：焦耳、卡、千卡等。有了热量——物理量——作为劳动量的计量尺度，则这一物理量即热量对时间的比——单位时间的劳动量就是劳动强度。有了劳动强度也就有了时间和劳动量的关系。鉴于人类具有基本相同的基础代谢率，在基本相同的劳动条件下也具有基本相同的体能消耗，故一定量的热量就和人类劳动量具有恒定的关系，因而可以成为人类劳动量的计量尺度，从而解决经典价值论一直追求却一直未能解决的“不变的价值标准”问题（鉴于这个问题又是一个独立的价值论问题，而且涉及绝对货币、绝对价格等诸多理论问题，需要较大的篇幅，故宜另文讨论）。
一定量的热量既然能够表征一定量的劳动，而能够产生一定量的热量的食品也即亚当·斯密所说的“一定量生活必需品方便品”就和一定量的劳动具有恒定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看，亚当·斯密要用“一定量生活必需品方便品”来作为劳动的实际价格乃至计量的标准，其思路是正确的。只是因为没有找到“热量”这个在“人类劳动量”和“一定量生活必需品方便品”之间建立联系的桥梁，这个生活必需品方便品的一定量就无法确定，其真正的用意也容易被人误解。当然，也就无法成为劳动量的恒定标准。
马克思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更走到了科学的劳动量定义的边缘，就差指出这种“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就是人类劳动时的体能消耗，就是热能——这最后一步。
今天，人类“体能”作为热能的观点对我们来说早已是为人熟知的常识，但在18、19世纪，能量特别是热能，其神秘的面纱还没被科学家揭开。1744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的前32年）与水的冰点和沸点相对应的0º和100º的摄氏温度计量方法，才刚刚由瑞典天文学家安德斯·摄尔修斯提出；又过了103年，到1847年，能量和热量单位的命名人焦耳才刚刚完成机械能转变为热能的试验，此时能量与热量的计量单位“焦耳”还没有被提出来（此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已经发表了71年，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税赋原理》也已经发表了30年，卡尔·马克思也已经成年了）。虽然此时，瓦特蒸汽机作为热能的运用已经取得巨大成功，整个工业革命因此被推动。但是，人们对热能的认识还刚刚起步。也就是说，到了19世纪中期，还只是科学家们认识了机械能和热能的关系，至于人类体能和热能的关系，科学的大门还没有打开。普通百姓包括马克思这样的非专业人员对机械能和热能没有足够的认识，对人类体能和热能的认识就恐怕更是空白，马克思才会把人类体能猜想为“幽灵般的对象物”！马克思的时代尚且如此，比马克思早几十年（大卫·李嘉图）、近百年（亚当·斯密）、甚至两百余年（威廉·配第）的其他经典价值论的大师们对于“劳动量”这个天天看得见的“对象物”却不知其为何物，就是很自然的事了。显然这是经典价值论不能认识人类体能就是热能的历史原因。
劳动量就是人类劳动时的热量消耗——这一劳动量的科学定义，就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量”向前再跨进一步的结果。今天已经是21世纪了，认识劳动量需要的物理科学、生命科学、人体科学、食品科学及其它自然科学知识已经远远跑到价值论的前面去了，我们在“无差别的人类劳动量”概念上再前进一步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了，有理由相信，这应该是经济学经历漫长的历史歧途后必须跨越的时代步伐！
劳动量作为商品和货币的价值，其科学的定义具有重要意义，它可以使人们正确认识商品和货币价值的本质，认识商品价值的真正来源及其运动变化规律，并在正确认识经济社会运行的这些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理解不同的社会制度决定一个国家不同命运的底层逻辑，进而理性地坚持和维护适应社会经济规律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有鉴于此，本文作者在劳动量能量定义的基础上，撰写了关于商品和货币价值，以及由商品价值运动变化规律体现的经济社会运行规律的一系列文章，希望读者喜欢，并共同讨论。（作者：邓清辉，电子邮箱qinghuideng@gmail.com）
注释：
经典劳动价值论者，我们这里是指17世中叶古典经济学创始人、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8世纪中后期现代经济学奠基人、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以及19世纪中后期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参考文献：
[1]威廉·配第.赋税论[M].薛东阳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3。 [2]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M].郭大力，王亚南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3。 [3]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4]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税赋原理[M].郭大力 王亚南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1.5。 [5]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作者介绍：
邓清辉，深圳市二、三、四届政协委员，深圳市辉煌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1948年12月生于江西省南昌市，1982年获江西工学院电气自动化专业工科学士学位。自1968年起作者分别在江西生产建设兵团七团、江西萍乡钢铁厂、南昌电视机厂、深圳市辉煌电子有限公司等工业和农业、国有和民营企业种过地、炼过钢、上过生产线、搞过产品设计、有过发明创造、也管理过企业。历时近半个世纪的工农业生产劳动、科技设计和企业管理的实践促成了作者对经济理论特别是价值学说的学习与思考，价值理论上的“价值悖论”更是对作者有强烈的吸引力，以至于引领作者每每挣脱缠身的琐事而要遨游于书海。几十年经济工作的实践、读书和思考终成一学术著作《商品价值论》。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作者在创业初期，其企业的迅速成长和业绩，即被诸多著名媒体关注。例如：1988年8月11日人民日报“释放的潜能——为了干一番事业”对作者及其辉煌公司进行了报道；1994年1月8日深圳商报更是以头版头条大字套红的显著标题“世界通彩电打进西欧市场”，对作者的辉煌公司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此外，还有中国电子报、电子商报、深圳特区报等诸多报纸先后都有报导。
1992年，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国民办科技实业家协会曾经联合授予作者“中国优秀民办科技实业家”称号。
2018年，中国中央电视台为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录制的八集电视纪录片《深圳的故事》，其中第六集《创新之城》对作者及其辉煌公司进行了长篇报导，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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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2019年1月31日，由中美创新文化传媒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商品价值论》（第一卷）被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正式收藏。该书作者深圳企业家邓清辉还受出版社之邀专程从中国深圳来到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亲自现场签名将其著作《商品价值论》（第一卷）赠送给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进行馆藏。接受捐赠的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中国研究馆员、中文部主任马小鹤（左），代表哈佛大学图书馆对邓清辉（右）签名赠书馆藏表示衷心地感谢，并与之进行了深入交流。（记者温友平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