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学者解读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美方文本概要(下)

哈佛学者解读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美方文本概要(下)

【中美创新时报波士顿12月24日特稿】(记者温友平)近日,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达成一致,中美双方均以新闻发布会和声明等方式对该协议达成一致做了一些介绍。尽管更多详细的正式协议文本内容有待中美双方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但是美国贸易办公室在网站上所发布的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概要还是聚焦了协议的一些核心内容和观点。就此,哈佛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武汉大学法学院刘瑛教授在接受美国华文新锐媒体《中美创新时报》专访时,对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达成一致、尤其是美国政府贸易办公室所公布的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内容概要进行了详细解读。

美方称协议制定了“强有力”争端解决机制

为了更好地履行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本次协议还专门制定了争端解决机制。美方贸易办公室所公布的协议概要提出,”中美双方应在领导人层面和执行层面建立定期的双边磋商机制,为处理与协议有关的争端建立强有力的措施,确保协议有效执行,并以公平和快速的方式解决争端“。

刘瑛教授介绍说,这个机制中设定了一个90天解决争端的期限,如果任何一方发现对方没有履行协议,那么它就有一个基于特别事项的磋商,规定了磋商的期限是90天。比如说,中国承诺金融开放业务,美方银行到中国申请过程结果却还遇到了一些不该有的阻力,美国银行就报给了美方,美方就此与中方提请磋商,如果期限内双方没有达成磋商协议,那么遵照协议,任何一方都可以采取它认为适当的相应行动,美方就据此可以采取它认为相应适当的行动措施。

针对“适当的相应行动”这点,刘瑛教授认为,这有导致任何一方把单边不合法的贸易限制措施合法化的危险,例如之前美国依据国内法进行310调查而采取的单边加征关税贸易手段。

尽管如此,这个争端解决机制体现了双方解决问题的态度,在协议执行过程中真的出现了问题,双方保证首先必须磋商,实在磋商不行再采取相应适当的措施,当然措施需要有合法性,还要符合双方贸易协议的精神。

美方认为协议实现了”完全可执行的结构性的改变“,当然这一点的具体内容目前还看不出来。无论如何,协议实现了双边贸易战不加码并朝着削减已加征关税的方向发展,也促使双方扩大货物和服务贸易。

针对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达成一致内容,美中双方都是给予充分肯定的,都认为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刘瑛教授认为,美方肯定这个协议达成一致的积极意义,认为美国通过协议让中方答应了很多条件、做了很多承诺,具有”里程碑式“的”历史意义“,但也很担心这个协议在执行的过程中会出现问题。因此,美方反复强调,”协议配套了强有力的执行措施,确保这个协议的顺利执行。”中方在充分肯定这个协议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希望中美双方能够在相对平和的态势下共同发展,中国所作的承诺也是符合中国市场需求、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期许和步骤的。现实上,中美双方竞争战略格局已经形成,不可能通过这个协议来扭转双边竞争态势。而只能说,在双方竞争战略的格局中,双方现阶段的贸易摩擦和贸易战有所缓和,这就是这个协议所能发挥的作用。

美方认为,通过双方第一阶段经贸谈判,中美贸易实现了一种”完全可执行的结构性的改变“。中方对于”结构性”的描述却显得较为淡化,只是充分肯定和强调了扩大对美国的进口是符合中国国内的需求,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开放是中国正在做并坚定不移地推进的。

刘瑛教授认为,美方所说的这个协议的“结构性改变“,主要是体现在中美双方贸易结构上的改变。美方要求中方大量增加对美国产品和服务的进口,将使得美中双边贸易实现更大的平衡。可能在下一阶段的经贸协议谈判中才会真正涉及到中国国内政策”结构性改变“,比如美方十分关注的中国国有企业、补贴政策等竞争性政策方面。但这一些相对比较敏感性的问题在第一阶段都没有真正纳入进来,从这一方面来说,中方也是一个”胜利者“。第一阶段只是中美双方执行层面的经贸关系,即交易层面上中国进一步开放,增加对美国产品的进口。针对中国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以及中国习惯性的补贴政策等等都没有涉及。真正涉及的就是“根据扭曲的产业计划进行对外投资”,但也没有直接针对中国的特定产业计划、没有直接对对中国国有企业、也没有直接针对中国产业的补贴计划,这就是对于中国的经济政策和社会主义制度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从这个角度说。中国认为“我们也胜利了”!

针对美国贸易办公室官员提出的”中国由国企主导的市场和美国由私企主导的市场相磨合还有一个长期的过程和路要走“的观点,刘瑛教授认为,中美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是有本质不同,这两个市场的融合,不仅是困难,甚至完全是不可能的。中美应该是“和而不同”,各自有自己的经济发展特征和发展路径,中国也早已定调不能”照搬西方模式“。之前美国之所以有个”两个市场融合“的幻想,是由于当时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国会作证,说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就可以同化中国,认为让中国市场充分发展起来后,就可以让中国的经济制度乃至社会制度有所改变,希望把中国融到美国领导的制度框架中来。对于这个观点,现在美国各路精英派都认为不可能了,他们很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不可能被美国同化,更不可能把中国纳入到美国的体系中来。所以,“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是一种比较客气的说法。其实,中美双方都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这种融合就是不可能的,关键是要在经贸层面乃至其他层面上相互包容。这就是中国经常讲的“和而不同”,要和平共同发展。

美国贸易代表也在日前表示,中美双方在接下来的第二阶段经贸谈判中,将会是很艰难的,会出现“2a、2b、2c……”长期过程。对此,她认为,一方面这是美方已经认识到了”两个市场融合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给自己未来的贸易谈判确定了一个比较务实的方略;另一方面,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也在不断完善,诸如国有企业政策都在努力做一些改变,中国有内生的改革和开放需求。因此,未来双方谈判肯定会涉及一些经济制度层面的东西,但是中国绝对不可能照搬美国的经济制度模式,况且现实中一些国家,无论照搬美国宪法还是美国经济模式也是失败的。未来的中美经贸谈判成果肯定有限的、是在中美”和而不同“下的有限成果。

中美关系需要更为坚实的中美经贸“压舱石”

中美贸易关系一直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刘瑛教授认为,中美经贸关系是双方最有共识的、也都是有需求的。但是现实中的中美贸易战已经影响到了双边经贸关系乃至一定程度影响到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

刘瑛教授说,中美贸易与投资其实都是影响到中美两国的国计民生的、直接关系到生产型企业和市场消费者的,所以说中美贸易关系应该说相对容易达成共识,这方面达成共识就有助于促进中美关系向良性发展。但是中美关系的其他核心层面可能会比中美贸易关系更困难一些。对此,刘瑛教授进一步作了如下详细地阐述。

首先,对技术产品的出口、科研领域的合作等方面,在未来可能还会趋紧的。现在美国已经在不断推出一些出口管制的新规,包括它的实体清单和产品清单都在不断的更新中,总体上是趋严的。而且,这些方面在这次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也没有涉及。中国被列入实体清单的企业依然在里面,谈判中双方也没有谈到像华为这样的企业,诸如这些问题在短期内仍然不可能得到缓和改善。

今年以来中国赴美各类签证都收紧得比较厉害。客观上说,这是不利于美国的长远发展的。因为技术的创新是需要交流融合的,特别是美国的实验室是高度依赖中国和印度的留学生和科研人员的,美国目前对于中国留学生的签证和中美之间共建实验室的限制就会直接影响美国的创新力,至少在美国高校层面,肯定受到了很大影响。

同样,由于美国高科技企业乃至一些中小企业,有相当多的中层华裔,一些针对华裔的怀疑措施也会让这些美国企业受到影响,美国国内所谓的技术密集型劳动力显然是不能满足美国企业发展需求的。因此,无论是科研端还是企业端,美国对于中国的科研技术和人才是有大量需求的。一下子收紧的”捕谍“行动显然是不利于中美关系发展的。

其次,美国在金融领域也有些动作,其中包括共和党议员卢比奥联合几位参议员提出的《公平法案》。中国对中国公司赴美上市的审计要求是国内审计,然后提交给美国证券监督委员会会计委员会时是要进行一些敏感信息遮挡处理的。该《公平法案》对此就提出,凡是所用会计审计师事务所不受美国监督的中国企业,以后是不能赴美上市的,已经上市的企业要求在几年内计划退市,美国的三大证券交易所必须对此出台配套政策,《公平法案》还要求考察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任职人数,其实已经很明显是针对中国的。这个《公平法案》已经在众议院完成二读进入了财经委员会,众议院通过后下一步将在参议院审查,通过的可能性比较大。该法案生效后,新上市申请会受阻,2025年中国现有的154家在美上市企业也会受到直接影响。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阿里二次赴港上市,就是一个“试水”。以后中国企业要在美国资本市场进行融资将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不过,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达成一致对该法案的最终出台是有缓和效应的。在这此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也没有提及到中国的金融机构和企业可以进入美国,美国境内是否会对中国企业关门,这是值得关注的。

针对这个法案,刘瑛教授认为,中国企业赴美上市,依然是一个最佳的融资选择。因为美国在风险投资上依然是世界最为成熟的,而且是世界资本的集聚地。反观中国,这两年受中国经济下行和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风险投资基金进行孵化的资本金在大幅缩水。在这一波的世界技术革命浪潮中,中国还必须赶上。中国还是需要鼓励新兴的企业,包括独角兽企业的发展。美国如此发达的资本市场,中国企业为了长期发展还是要积极争取融入,况且这个法案没有落地,落地之后还有几年的实施期。

作为哈佛大学法学院的中国访问学者,刘教授认为,中美之间的人文交流非常宝贵。在平时与哈佛教授及其他学者的学术交流中,大家还是对美国的政策有些非议,特别是对于美国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是具有很大意见的,也给美国带来很大的商业性困扰和麻烦。因为政策不确定太大的时候,商业决策的风险也就大大增加,甚至导致很多商业决策没法作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实是在不断冲击美国三权分立的体制机制,在美国的内政外交上,美国总统的权利到底有多大?这也是大家对特朗普所诟病的。在中美人文交流中,人文社会科学方面是没有受到影响的,但在高科技领域是受到实质性影响的,美国国内对此也是不满意的。他们认为,美国能够发展到世界强国的地位,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利用全球的人才资源,如果现在将来自中国的人才资源切断,就会对美国的科技创新和发展造成很大的影响,甚至会丢掉科技创新全球领头羊的位置。

美国对中国对美投资的国家安全审查也在加强。

刘瑛教授认为,目前,“中美关系”从投资、科技、金融到人才等方面变化造成了“中美脱钩”的态势。“中美脱钩”大方向能否得到改善是有待观察的。正因为如此,中美关系的长远发展更需要坚硬的中美经贸“压舱石”。(完)

附:人物档案

刘瑛:法学博士,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贸易法、国际商法、国际金融法,牛津大学Queen’s College 访问学者,哈佛大学法学院福布莱特访问学者。

题图:刘瑛教授(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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