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创新时报2024年5月1日特别报道】（特聘学者杨明伟）面对春秋战国那个动荡不宁的局面，中国古代哲人一开始就表现出对道德对人生对对现实的强烈关注，而这种关注的目的，最终体现为国家的长治久安，也就是《大学》所描述治国平天下。难能可贵的是，他们都强调治国平天下的最高境界应当是“治人”。他们认为，治国平天下的前提首先是理解人性，治国平天下的关键则是“择人”、“得人”， 治国平天下的最终目标为“安人”——总之，一切都离不开“人”。
一
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动荡不宁的过渡时期。面对那样一个处于阵痛中的社会，任何一个阶层都不会满意。因而，各种利益群体都希望根据自己的理想来确立未来的社会形态。面对那种局面，中国古代哲人把关注的目光投射到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上，因此，中国古代哲人一开始就表现出对道德对人生对对现实的强烈关注，而这种关注的目的，最终体现为国家的长治久安，也就是《大学》所描述的治国平天下。
面对当时动荡不安的混乱局面，中国古代哲人认为最迫切的任务是构建一个统一有序的国家。因而，中国古代哲人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社会稳定、政治稳定，认为其它一切问题皆由此终极问题引伸而来。因而，不同的学派，他们所创立的理论学说一开始就围绕着这一中心问题而展开，从而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基本内容。故而刘歆在追溯起各家的起源时，认为各家均是从古代的官职中分离出来的。“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各家“皆起于王道既衰，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和诸侯。”（《汉书·艺文志》）他明确的阐明了各家的来源与官职之间的密切关系，这样就决定了各家之理论学说不可能远离“官”，更不可能远离政治。难能可贵的是，不同的学派都强调治国平天下的最高境界应当是“治人”。
他们认为，治国平天下的前提首先是理解人性，治国平天下的关键则是“择人”、“得人”， 治国平天下的最终目标为“安人”——总之，一切都离不开“人”。因而《吕氏春秋·察微》指出：“使治乱存亡若高山之与深谿，若白垩之与黑漆，则无所用智，虽愚犹可及矣。治乱存亡则不然。如可知，如不可知；如可见，如不可见。故智士贤者相与积心愁忧以求之，犹尚有管叔、蔡叔之事，与东夷八国不听之谋。故治乱存亡，其始若秋毫，察其秋毫则大物不过矣。”这就是说，自然现象是高低清楚、黑白分明，很容易把握，甚至“无所用智，虽愚犹可及也”。但是治国平天下问题则不然。社会的治乱及安危，并不总是一目了然的，开始时微若“秋毫”，需要很强的认识和体悟能力，才能把握。他们认为治国平天下不仅是思想观念问题，更还包含着技术性、操作性内容，涉及方法论问题。总之，他们以为治国平天下之道复杂精奥，微妙的很。“如可知，如不可知；如可见，如不可见。”——它一言难尽，似浅而深。
二
我们知道，儒家哲学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重视德治。《大学》开篇道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那就是重视道德，重视德治，“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主张建立一个“以德治国”的社会。“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这种德治就是要靠统治者的道德感化作用来统治并影响被统治者，因此就要求统治者首先具备有至善的道德品质。“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论语·学而》）特别强调道德的优先地位。主张统治者通过一系列的修身养性，先达到“内圣”，然后才可以“外王”。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道德品质就是要“孝”。“夫孝，德之本也”。孔子谓孝为先王的“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孝经》）在中国古代，家、国是同质同构、紧密相联的，家是国的缩小，国是家的放大，因此，在家躬行孝道，推广至整个国家，“民德归厚矣”。
讲到德治，不能不提到礼治，礼治也是德治的重要方面。儒家的传统观念认为，“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孔子把仁和礼结合起来，提出了“克己复礼为仁”。在孔子看来，礼是用来约束人的社会行为的基本准则，上至君臣，下至父子、夫妇、兄弟和朋友，都应该以礼为基本的准则。“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礼，则民易使也”。（《论语·子路》）面对礼治的丧失，孔子提出了“正名”的思想。“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这一“正名”思想为后世几千年所继承。北宋司马光说：“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名，名莫大于分。”（《资治通鉴·卷一》）孟子发挥孔子的“仁”、“礼”学说，提出了“仁政”思想，抑霸道而行王道，“与民同乐同忧”，并且结合中国农耕社会的特点，勾画了一幅“王道乐土”的景象。
儒家向往的理想社会是“大同”的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大同》）尽管这种理想的大同局面一直没有出现过，但却是后世所极力追求的，影响中国几千年，直到近代，康有为还在热捧“人人皆公，人人皆平”的大同时代。
老子则从“无为而治”的思想出发，提出了“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徒。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八十章》）这种理想国是由道家的消极出世思想所决定的。从表面上看道家似乎是远离政治的。但行动上的远离本身就包含着思想上对现实政治的不同看法。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道家学派同样开端于一定政治见解。正由于道家哲人在行动上远离现实政治，所以道家的政治观才有更为深沉的历史感。所以，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指出:“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这是说，道家不仅同样关心政治，而且能从历史高度议政论政，引导执政者思考“成败、存亡、祸福”等方面的历史规律，从而确立起远大政治目标。道家特别强调“秉要执本”，其“清虚”、“卑弱”等主张，不仅是指政治品格，而是指政治谋略。总而言之，道家是从“君位”这个社会制高点上立言，是在讲解做君主的总原则。
而法家是把各家各派的治国平天下理论综合过来，加以扬弃、吸收、改造，形成完整周密的治国平天下理论体系。例如，韩非以彻底性恶论为理论基础，融法、术、势为一体，制定了政治的基本原则，设计了强权政治的完整的蓝图和方案，对秦代的政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正是在法家学说的指导下，秦国由弱而强，终至称帝，实实在在地取得了“天下”。
从表面看墨家和法家反差很大。墨家从平民角度立言，法家从君主角度立言，应对立对抗才对，但二者在最根本的政治主张上却有惊人的一致之处，这就是建立极权尚同的政体。墨家理想的政治模式是贤人当政，极权划一，实现绝对大同局面（“尚同”），不允许任何特殊情形的存在。墨子本身就是这个政党的领袖（后期墨家把领袖成为“钜子”）。
总之，中国古代哲人最大兴趣的关心着治国平天下问题。先秦时期，齐国甚至组建了中国最早的国家科学院和政治咨询中心——“稷下学宫”。该机构实行“不治而议”，即成员不担任实际职务而专门发表议论。“不治”是为了更充分地“议”，而“议”的中心，正是治国平天下问题，最基本的研究课题，就是如何实现天下大“治”。一时汇集了道、法、儒、名、阴阳、兵、农、杂等各派人士数千人，诸子百家能聚在一起“议”，足以说明他们有共同一致的话题；正因为思虑方向有高度的一致性，所以诸子百家才能争得起来，诸子争鸣也才显得异常尖锐激烈。
但是，特别要强调的是中国古代哲人关心政治，但并不是政治家的附庸。在中国传统社会，多数哲人缺乏与当局合作的精神，因而在他们活着时屡陷于人生坎坷之中：愈是关心政治，生活愈多坎坷。例如：道家是公开的不合作者。道家以外的其他各家，虽都有积极的入世、涉世、干政的倾向，但各有政见，没有一位哲人“卖论求官”。先秦诸子每每“周游列国”，他们在选择政治，但是政治也在选择他们。孔子是最典型的从政而不媚政的思想家。孔子非常注意区分“邦有道”与“邦无道”，他不愿意在“无道”的政治中显露自己，他曾说“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等。孟子在政治上更不是一个随和的人，他经常对某些当政人物采取迎头痛击的议论方式。他还有民贵君轻的理论，更有许多抨击独夫民贼的过激言论，这不仅使他生前不得志，而且死后也受过追究，例如明太祖朱元璋看到他这些言论后，竟下诏将他逐出孔庙，后来不得已请他回来，却断然删节了他的著作。
由上可知，中国古代哲人有着高远的治国平天下思想。他们关心政治但不盲从政治。他们都非常执着的维护着自己心中的治国平天下的思想。
（题图：《中美创新时报》特聘文化学者杨明伟，羌族、中国四川理县人、独立学者、诗人、书法家、禅修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