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模式”将成为美国外交决策新模式?

“川普模式”将成为美国外交决策新模式?

【中美创新时报波士顿11月13日讯 】(记者温友平)正值美国大选之际,美国外交政策成为了中美学者当下关注的焦点。美东时间11月7日上午8时至10点半,由大学沙龙(原哈佛沙龙)和中美印象网联合主办的“浅谈美国外交决策“主题讲座上,密西根大学政治学博士、澳门大学荣休教授王建伟作为主讲人,系统地阐述了美国外交决策的四种模式、美国外交决策的选择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等学术观点。王建伟教授认为,美国是一个西方民主体制国家,其外交决策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课题,虽然很难用固定模式定义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但是仍然表现出总统模式、政治模式、行政模式和次政府模式等四种决策模式。他还进一步指出,美国外交决策在历史上有不同的模式路径选择,尤其是研究当前川普政府的外交决策所呈现的“川普模式”,是否将成为美国外交决策的新模式,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学术课题。 

如何认识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与结果的关系?王建伟教授认为,外交决策过程与结果是相互联系的,不同的过程会决定不同的结果,这就是过程影响结果,外交决策过程是决定外交政策结果的重大因素。谁参与了决策过程,结果都不会相同。他还表示,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外交政策要以民意为基础,但是美国外交精英和美国民众往往有不同的看法,如海外派兵,美国民众对此就表现了不同意见和看法。 

王建伟教授表示,美国是一个西方民主国家,其外交决策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课题。他分析说,美国外交过程非常混乱,到底是国会还是白宫在做外交决策?从二战后到现在,有时候是国会,有时候是总统,美国外交的决策权力经常发生变化。王建伟还引述一位法国作家的话说,“民主国家外交政策往往是冲动而不是理智决定。”由此,他认为今天美国总统川普经常是凭直觉和冲动来决定美国外交政策,这种外交政策失误就容易产生。他还指出,美国21世纪外交政策没有达到共识,而且在后冷战时期以来,美国外交政策已经变得越来越政治化,对此研究非常具有现实意义。 

美国外交决策具有哪些不同的模式?王建伟教授对此作了以下四种决策模式的归纳和阐述。 

一是有限参与的总统模式。即由美国总统和总统身边少数高级顾问来决定外交政策,强调美国外交决策起重要作用的是总统和总统顾问幕僚,是以最小化成本实现最大化所得。但是这种有限参与的理性分析模式,因为情报咨询不可能是完全理想的(太少或太多)、决策者本身受到体力和能力的限制等因素而导致最后所谓理性决策的缺陷。王建伟指出,参照这种总统外交决策模式,美国总统川普显得非常“另类”——他用生意人的方式、用大公司CEO决策方式进行美国外交决策,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二是广泛参与的政治模式。即需要多样性的广泛参与,认为总统和少数高级顾问们不一定是最好的人选,具有看法错误和判断力存在问题,如越南战争,正是由于约翰逊总统自己决定,造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严重后果。王建伟指出,这种模式是一个政治过程,而不是一个理性决策过程。例如川普政府对于香港和新疆人权问题,开始是没有太大兴趣的,后因国会的参与,才使得川普政府作出了相应的对华外交政策。 

三是行政模式。王建伟认为,现代外交政策问题需要专家、政府机构共同决策。如气候变化、军备控制等重大问题均需要专业知识,仅靠总统及顾问本身是没有办法举行决策的,这时候就需要专家参与,与政府机构共同决策。但是川普政府外交决策往往却由自身幕僚机构决策,川普总统也常常凭自己的兴趣参与,因此川普政府的外交决策并非真正意义的行政决策模式。

四是次政府决策模式,即由利益集团、政府和议员组成的所谓”铁三角“共同参与外交决策。如美国农产品问题,就是由美国农业部和农业大州及农业大企业充分结合起来,促使美国政府作出对华贸易政策,要求中国要购买更多的美国农产品。 

如何定义川普政府选择了何种外交决策模式?他的外交决策是维持现状还是改变现状?王建伟教授认为,纵观川普政府所采取的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仅就中美关系来说,完全改变了之前7届政府的对华政策,也就基本否认了之前7届政府的根基,当然也就引起了巨大争议。比如将经贸问题转变为国家安全问题,对中国政策定义为美国国内政治问题等等,比较于四种学术公认的外交决策模式,美国川普政府的外交决策模式是否将成为一种新的”川普模式”,这将是今后研究美国外交决策的一个崭新课题。(完)

题图:密西根大学政治学博士、澳门大学荣休教授王建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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