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经济改革领跑中国创造众多“第一”

 今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时强调，广东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试验区，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始终鼓励广东大胆探索、大胆实践。总书记特别指出，站在改革开放40年的重要节点看，广东这40年非常了不起，创造了许多全国第一，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创造了广东经验。

【中美创新时报深圳12月20日讯】（记者张俊 王佳欣 陈加宁 郭静怡）今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时强调，广东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试验区，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始终鼓励广东大胆探索、大胆实践。总书记特别指出，站在改革开放40年的重要节点看，广东这40年非常了不起，创造了许多全国第一，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创造了广东经验。

追忆改革开放初期，广东把价格改革作为经济改革的突破口，随后又推进了一系列改革创新：1978年，“三来一补”外贸形式首度现身广东；1979年，蛇口建立第一个出口加工区；1980年，深圳、珠海、汕头设置经济特区；1981年以“贷款修路、收费还贷”为序幕的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过去“摸着石头过河”的大胆改革举措，奠定了今日中国第一经济大省的辉煌成就，也必将给未来的实践探索以启迪。从价格改革、对外贸易开放、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三个维度，可以大致梳理出历史关键时刻的关键经济领域，广东如何先行先试引领全国。

进入新时代，国际国内形势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改革发展面临着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广东要走在中国前列，最根本的是要继续弘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推动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落实。11月23日召开的广东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广东再次强调，要在更高水平上扩大开放、推动各项改革举措协同配套、深化机构改革和营商环境改革、营造有利于发展壮大民营经济的良好环境等方面着重用力。

站在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起点上，广东改革再出发。

价格改革开启经济改革序幕

“四季如春没菜吃，鱼米之乡没鱼吃。”上世纪70年代末，这两句在老广间广为流传的民谣，形象地反映了计划经济引发的后遗症。

今年82岁的“老物价人”、原广东省物价局研究员文武汉向记者回忆，计划经济时期，高度集中的中央定价和僵硬的流通机制让价格体系严重扭曲，既不能反映生产价值，也不能反映市场供求关系，成为提高生产力、发展经济的最大“拦路虎”。

“以实物为例，农民每生产100斤稻谷，收购价才8.6元。而一块成本10元的上海手表，在市场上售价为120元，意味着1300斤稻谷才能交换。”文武汉说，由于农产品价格太低，很多农民都不愿意种地，导致市场上部分蔬菜、粮食、水产等长期短缺。

1978年，广东人率先奏响“价格改革”的序曲，而这一切则开始于一张小小的鱼票。

在素以物产丰富著称的珠三角，广州人虽每月可拿到5毛钱的鱼票，但市场上却常常无鱼可买。1978年12月，中国第一家行栏货栈——广州市河鲜货栈正式开业；1979年，广州率先放开塘鱼价格，由此拉开了物价改革的序幕。

改革免不了爬坡越坎。广东很快迎来了第一道考题——物价上涨。据文武汉介绍，放开塘鱼价格后，随着市场需求量的增加，活鱼价格从0.5元/斤涨到了3—4元/斤，翻了几倍。

面对价格改革带来的涨价潮，广东忍住“阵痛”，顶住压力，成功实现了价格“闯关”。1982年后，广东又陆续放开了蔬菜、粮食、水果等价格，农民生产积极性不断提高，市场上农副产品普遍增多。

广东价格放开的成功经验陆续在中国其他地区推广。

随后，广东按照先农副产品后工业产品、先消费品后生产资料的顺序，在中国率先改革物价体制，商品经济由此一步步发展起来。

当中国价格改革还处于“调放结合，以调为主”的统一调价阶段时，广东已探索出一条“放调建相结合、放中有管、双轨过渡、分步推进”的价格改革路子。数据显示，在1998年广东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广东放开的价格已经超过87%，同期全国仅放开30%，比全国先走了5年。

“当时，国家还没有改变指令计划体制，广东的改革开放又要先走一步。面对成千上万种即将跳出‘计划笼子’的农产品、消费品和工业品，只能在已经开放集市贸易的基础上，实行计划内外‘双轨制’进行过渡。”文武汉说。

今年5月1日，《广东省定价目录（2018年版）》（简称“新版定价目录”）正式实施。新版定价目录保留原有12大类框架体例不变，并结合实际，放开了具备市场竞争条件的商品和服务价格22项，具体定价事项较2015年版定价目录减少40%。

目前，广东省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价格放开，容易改的、具备条件改的基本已经改革完毕，价格改革进入了深水区。今年6月，省发展改革委印发了《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全面深化价格机制改革的贯彻实施意见》，提出到2020年，实现竞争性领域和环节价格全面放开。

“下一步，我省将按照‘管住中间，放开两头’思路，加快资源性产品价格市场化改革步伐，推动由政府定价为主向市场竞争形成价格为主转变。根据体制机制改革和市场竞争程度，不断放开交通、环保、中介服务等具备竞争条件的价格，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围绕构建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不断加强价格监管和反垄断执法。”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黄恕明说。

开放对外贸易奠定对外开放格局

如果说价格改革激发了经济的内生活力，那么，开放对外贸易则奠定了广东的对外开放格局。

1979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蛇口创办第一个出口加工区——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场”。

彼时，蛇口工业区进行大胆改革探索，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等口号，并在劳动用工制度、干部聘用制度、薪酬分配制度以及实行企业股份制等方面进行了多项改革和创新。

40年来，蛇口从一个落后渔村蝶变成现代化城区，成为广东改革开放历史变革的一个缩影。

从蛇口开始，广东的对外贸易经历了从加工贸易开始，一般贸易和跨境电商两个阶段。根据广东省统计局数据，1986年以来的32年里，广东省一直保持着进出口贸易总额位居中国首位的傲人成绩。

改革开放以来，基于有利地缘条件和政策优惠，传统加工贸易在广东取得了可观的实践效果。

从1978年珠三角诞生中国第一批“三来一补”企业开始，加工贸易在改革开放初期使广东大大小小的企业构筑起完整的产业链，推动了本土企业的扎根发展，也实现了广东贸易和经济的飞跃式进步。

但是，简单代工毕竟属于“打工经济”，只有微弱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还要付出环境消耗等代价。“2006年左右是广东加工贸易最好的时候，之后钱就很难赚了。”协勤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卢聚鹏说。这家企业成立于上世纪90年代，主要从事箱包手袋加工生产，高峰时拥有千余名员工。不过，随着加工贸易的衰落，如今员工数量大幅减少，订单也不稳定。

加工贸易进入瓶颈并非协勤一家企业遇到的难题。灵活善变的粤商转而寻找新路，转向一般贸易。

“从珠三角外迁、从外销转内销、从简单代工向上游研发延展，这是摆在代工厂面前的三条转型路径。”对于传统加工贸易的转型路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贸研究中心副主任肖鹤飞说。

2008年，广东连续召开外经贸工作座谈会以及全省经贸系统最高级别的内部分析形势会。保加工贸易、促一般贸易，逐步成为共识。

据统计，2007年，加工贸易出口占广东机电产品出口总额的77.4%。其中，高新技术机电出口产品中，85.5%以加工贸易方式实现。因此，推动一般贸易的意义既在于提高私营企业出口水平，更是广东外贸结构调整中的大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后，广东进一步加大外贸结构调整力度，推动外贸优化升级。2016年，广东一般贸易进出口占比超同期加工贸易4.6个百分点，其体量首次超越加工贸易。广东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陈鸿宇说，这种超越是广东外贸结构优化转型最直接的体现。

与此同时，主导一般贸易的民营企业也成为了广东外贸的重要主体。广东的外贸结构正在经历由“外资企业+加工贸易”向“民营企业+一般贸易”转变的进一步优化，而这恰恰也正是“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的广东成绩。

与此同时，跨境电商作为广东外贸的新业态也在不断加速发展，正日益成为一个新增长点。广东省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广东跨境电子商务进出口总额达441.9亿元，较上年增长93.8%，规模亦居中国首位。

随着“互联网＋外贸”的深入发展，中国“制造”不仅要变为“创造”，还要注重“智造”，注重移动互联网、AI、大数据云计算等高新核心技术的研发，才能实现产品附加值的有效提升，实现真正高效益的、可持续的进出口发展。

广东进出口贸易的转型还体现在贸易伙伴的转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与广东的进出口贸易合作日益紧密。根据广东海关2017年的数据，广东与东盟十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量已超欧美，且直逼位居第一的香港。

东省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向晓梅认为，广东要继续抓住国家推进“一带一路”的契机，构建与海上丝路重要国家之间的全新经贸协作关系，重构面向东南亚乃至国际市场的产业国际竞争优势，才能促进新格局下广东进出口贸易跨上新台阶。

基建投融资改革推进货畅其流

要想富，先修路。无论是价格改革激发的商品交易，还是对外开放开启的国际贸易，发展到一定阶段，货畅其流便显得尤为重要。因此，修路建桥便成为当务之急。1981年，广东在基建投融资领域率先改革。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广东省“三来一补”企业蓬勃发展，粤港运输繁忙，原有基础设施远远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珠三角成了全国最大的“停车场”。货难畅其流，令不少前来考察的商人望而却步。

当时的公路建设完全依赖国家财政拨款，每年只有600万元。这点钱，修半公里高速公路都不够，遑论在几十个渡口架桥。

“那个时期，在短期内，要想在公路建设上得到国家几亿元投资是绝不可能的事情。”广东省公路局原局长柳和平在回忆改革开放之初所面临的情况时说。

怎么办？摸着石头过河。广东大胆提出“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设想，拉开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多渠道筹集资金的序幕。

1981年，省交通厅从澳门南联公司引进2.06亿港元，开始对广深、广珠公路进行“改渡为桥”。

3年后，首先建成通车的广深公路东莞中堂大桥设立了中国第一个路桥收费站；随后，广珠公路上的三洪奇、细滘、沙口、容奇大桥亦相继完工，并开始实行过桥收费。

“贷款融资修路打开了一潭死水的局面，没有当时的‘勇吃螃蟹’，就没有后来桥梁建设的飞速发展。”省交通厅原副厅长陈冠雄说。

这种“以桥养桥，以路养路”的做法冲破了传统观念的桎梏。

1987年10月，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管理条例》，以法规的形式确定了收费公路、桥梁的合法性。

数据显示，我国公路网中超过九成的高速公路、超过六成的一级公路和超过四成的二级公路，都是依此方式建成。

随后，基础建设上引进外资，广东再次率先探索，包括中外合资、合作经营、独资建设经营、有偿转让公路收费权等。

“开放性是广东最大的一个特点，所以引进外资是广东桥梁一个很大的特点。”广东省交通厅原总工程师郑启瑞说。

1987年5月，中国第一个中外合作高速公路项目，广深高速公路项目破土动工；1989年8月，中国第一条中外合资的经营性收费高速公路，广佛高速公路建成通车。

盐田国际码头是一个典型例子。1993年11月，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在工商登记，注册资金为24亿港元，内地与香港的股比为3：7，之后又调整盐田港集团27%，和记黄埔香港盐田港口投资有限公司73%，成为了外资控股建设基础设施的一次大胆尝试。

此后20多年，盐田国际码头发展迅速，各项业务指标屡创新高。在码头扩张的三期工程中更是创下了“深圳速度”，平均半年建成一个新的泊位，在国内外建港史上皆属罕见。

随后，广东在基建投融资领域率先进行股份制改革。1983年7月8日，深圳宝安联合投资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原始股”，开创了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先河；1992年，佛开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总股本为5亿元人民币，这是全国首家高速公路股份制公司。1996年8月，该公司成功上市。1996年、1997年两年内，改造整合后的广东省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也相继上市。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构建多元化筹资、盈利模式，省交通厅积极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EPC”模式，鼓励金融机构联合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组成联合体参与项目建设。

截至2017年，广东高速公路在全国率先突破8000公里，总里程达8338公里，连续四年保持全国第一；港珠澳大桥全线贯通，深中通道实现“当年开工，当年成岛”，虎门二桥两座超千米悬索桥主缆架设完毕。

回望过去，广东凭借着敢闯敢干的意志和敢饮“头啖汤”的勇气闯出一条血路；展望未来，广东将继续先行先试，为中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探索新路。（完）

题图：深圳改革开放展览馆展示的布吉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是中国第一个农产品批发市场。朱洪波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