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作为一个区域的名称，早已为人所知。这里独特的文化现象，也为人所津津乐道。但鲜有人能够说清楚，潮汕地区的历史如何发展，又是如何逐渐演变成如今我们所见的独特的潮汕文化。
【中美创新时报广州3月15日讯】（记者许端阳） 潮汕，作为一个区域的名称，早已为人所知。这里独特的文化现象，也为人所津津乐道。但鲜有人能够说清楚，潮汕地区的历史如何发展，又是如何逐渐演变成如今我们所见的独特的潮汕文化。
“潮汕的北边是山，南面是海。可耕地少，潮汕人就以海为田，在波涛里闯荡谋生。这种自然地理环境，始终影响着潮汕历史发展。大陆和海洋共同塑造了潮汕的区域传统文化面貌。今天海内外的潮汕人，保留着颇为一致的独特民性、风俗和富有特色的生活方式。”对于这个问题，韩山师范学院教授、潮学研究院副院长黄挺如是说，这是他观点中的一部分。
作为一名30年来一直研究潮汕地方史志的学者，黄挺想让更多读者了解潮汕，了解潮汕的历史，所以，他将多年研究的心血，凝结成著作《中国与重洋：潮汕简史》，并于近日出版。
持续30年研究潮汕历史文化
黄挺教授今年71岁了，祖籍揭阳、生于潮州的他，至今大部分时光都在校园中度过，与史志为伴。关于潮汕历史文化的研究，他也进行了30年。
“我1982年大学毕业，来到韩师师专，也就是今天的韩山师范学院工作，由于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因此是在中文系工作。当年接触到潮汕历史文化研究缘于一次偶然的机会。在1985年，国家开始重视古籍保护，广东省高教厅也针对性地开办古籍保护培训班。1986年，我被韩师派去参与培训。自此之后，我便多了一项潮汕地方文献整理的工作。”黄挺说。
他仍记得，他最先在这方面作出成果的，是研究整理明代潮州状元林大钦的文集。
1990年，正是一篇关于林大钦研究的论文，使得黄挺被刚筹建的汕头大学潮汕文化研究中心相中，后来，在汕头大学历史系主任与潮汕文化中心主任杜经国的邀请下，黄挺来到汕头大学，开始了他正式的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之路。
由于工作需要，黄挺大量接触与阅读潮汕地区的史志与文献，这也使得他能够成为2001年出版的《潮汕史（上册）》主编之一。这本书在学界进一步奠定了黄挺“修史人”的地位。在2002年，黄挺受邀回到韩师，继续他的潮汕历史文化研究工作。
黄挺向记者介绍，那本2001年出版的《潮汕史》上册，时间只写到明代，也就是16世纪前后。在他回到韩师之后，对于16世纪之后的潮汕历史继续进行课题研究，这些课题成果本来是打算作为潮汕史下册的材料，但是后来发现如果要补完下册，整本潮汕史的内容预计会超过200万字，普通读者难以通读。而且由于上册出版时间过于久远，出版下册的话，读者难以在市面上找到上册，因此搁置了这个想法。
将潮汕文化构成提炼为三个元素
而这也是黄挺出版这本《中国与重洋：潮汕简史》的初衷之一。
“这本书是为受过中学教育的一般读者所写的，希望能够满足他们了解历史上的潮汕，了解今日潮汕独特的民性、风俗和生活方式从何而来的求知欲望。”在引言中，黄挺如是写道。这本28万字的小书，包含了潮汕社会发展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以及黄挺对于这些事件背后的思考。
黄挺说，研究潮汕历史，能否从多种视野看待是关键。对于潮汕，他的视野曾发生过一次重大的转变。 《中国与重洋》这个书名，包含了黄挺看待潮汕地区的两种不同的地理视野：中国的潮汕、世界的潮汕。
“实际上，把潮汕放在世界视野进行研究，也是我最近10来年的一个转变。在此之前，我一直侧重把潮汕作为中国的一部分看待这种正统视野。现在，我觉得更应该把潮汕历史放在全球化的视野下去看待。”黄挺说。
促成他视野转变的，是在2006年以后，他频繁地受邀，参加国际潮团各类文化活动，接触到海外潮人以及他们的生活环境之后才有的变化。
这两种视野的结合，使得黄挺对于潮汕文化的构成提炼为三个文化元素：以南中国海为中心的海洋世界的土著文化、来自北方大陆的中国文化、在大航海时代随潮流而至的西方文化。 三种文化元素在历史上的交织，构成如今的潮汕文化，而促成这些文化要素交织的，便是移民与商贸。
移民与商贸是形成潮汕文化最重要的要素
在《中国与重洋》一书中，移民与商贸的发展构成书中脉络之一。
潮汕土著的历史，据目前发现要追溯到8000年前的象山遗址。此后，随着潮汕地区浮滨文化的考古发现以及与周边文化的联系，证明了海上的交通与贸易，对本地土著文化的交流有着重大的意义。
直到公元前200年前后，随着南越国在南海郡设置揭阳县，潮汕本地开始了与中国文化的直接接触，部分5世纪初的出土文物已经带有北方风格。7世纪之后，中国文化与土著文化的接触交流更加紧密。
北方移民为潮汕带来了先进的农业以及手工业生产方式，并推行了学校教育，直到9世纪，包括韩愈刺潮等事件在内，中国正统文化对于潮汕地区的影响进一步加深，甚至普及到社会中下层。
但与此同时，海上的航行与商贸仍在进行着。关于这点，黄挺引用了隋朝大将陈稜等率兵从义安郡（潮汕古称）出发攻打流求（今台湾），流求人误将军队当作商旅一事，来证明当时潮汕地区的海外贸易。唐代大量外销的潮州瓷也能够证明当时海外商贸的发达。
随着10世纪—13世纪中国的经济重心南迁，迁至潮汕的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带动了潮汕地方经济的发展。宋元两代的开放政策，也使得潮汕地区的海洋文化得以延续。直到明朱元璋敲定“重农抑商”的国策，在朝廷的严控之下，海洋传统遭到打击，很多潮汕土著开始定居务农。
“通过研究族谱可以发现，现在潮汕有不少姓氏的先祖，就是在14世纪末前后到当地定居并开枝散叶的，这与当时的政策有很大关系。”黄挺说。
在这个时候，潮汕地区的教育氛围也得到长足发展，16世纪前后有多名潮籍学子高中功名，这也与农耕的稳定密不可分。
16世纪后期，随着柘林港、南澳岛等地潮汕土著与外国商人违反当时朝廷禁令的贸易活动的进行，潮汕地区也产生了亦盗亦商的海上武装力量，林道乾、林凤等武装力量，在政府的打击下，被迫成为“拓植南洋”的先驱，成为最早在海外的“移民”之一。
真正迎来繁盛时期的是18世纪的清乾隆年间，随着“海禁”解除，潮商的红头船开始在南海之上进行贸易活动，与此同时，海外移民的规模开始扩大，逐渐形成“移民潮”。直至1860年汕头开埠，随着轮船进出汕头港，海外移民数量急速增长，海外潮人与潮汕地区通过侨批联结，潮汕地区开始变成“侨乡社会”，潮人也与海外连成一体，构成“侨乡文化”。
潮汕文化发展并不局限于本土
在黄挺看来，潮汕文化随着移民向海外拓展的同时，也在海外生根发芽，甚至对于本土文化形成“回潮”。
黄挺举了马来西亚新山游神的例子。新山是马来西亚柔佛州的首府，与新加坡隔海相望。在当地，华族共有潮州、广东、客家、海南、福建五帮。在新山有一座建于1870年前的柔佛古庙，原应该是潮人祭祀的场所，后为五帮共用。每年正月举行的游神活动，正是华族五帮协作举办的。
随着古庙1995年底修复，1996年五帮信奉的五位神明被重新请回古庙，游神的风气也开始日渐兴盛，参与的人也越来越年轻化，在陈再藩等一批文化人的推动下，这种游神的形式逐渐变成一种“嘉年华”，影响力不断扩大，形成独特的风景线。2012年，马来西亚还将柔佛古庙游神列为国家文化遗产。
新山游神的盛名也引发国内的思考与讨论，尤其是潮州城青龙古庙安济圣王游神。在潮州当地，除了1994年因为青龙古庙重修，重塑的安济圣王从市区巡游回庙之后，一直没有公开游神。通过电视台的专题片了解到新山游神后，潮州开始有意识地挖掘游神背后的传统价值，并在2014年重新开始游神活动。
“在海外，有不少潮团的活动，融入了潮汕文化与当地特色，虽然他们已经不是中国籍，但是仍是潮汕人，这些在海外不断发展的乃至‘全球化’的潮汕文化，是潮汕文化多样性的表现，这些文化的形式值得关注。”黄挺表示。
在采访中，黄挺不止一次谈到国际潮团的作用。在他看来，这个联谊性质的团体，所表现出的是一种潮汕族群重构的功能。“现在，‘潮汕侨乡’不再以地理上的‘潮汕’为中心，而是一个潮人网络，这也标志着全球进步的方向。”黄挺说。（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