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向世界详解“中国模式”

郑永年:向世界详解“中国模式”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作为极具公共影响力的国际学者,他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先后出版专著14部,主编学术著作12部。

【中美创新时报广州11月2日讯】(记者刘茜)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作为极具公共影响力的国际学者,他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先后出版专著14部,主编学术著作12部。

他的名片上印着“国际视野,中国情怀”。确实,作为具有国际视野的一流学者,对于复杂且棘手的中国问题,郑永年往往能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准确的预判。

在他的专著中,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及其珠三角占有重要地位。为了深入研究珠三角,他把学术的主战场放到了广东,并成为了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2016年6月,作为国家高端智库成员之一的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正式向政府提交由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IPP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和莫道明教授共同执笔的政策报告,建议创设“环珠江口湾区”,较早地针对粤港澳大湾区展开研究。

偏爱深入中国农村和基层调研

郑永年1962年出生于浙江余姚农村。高中毕业后他回到村里,1981年他参加高考,被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录取。

上世纪80年代末,出国留学是很多青年人梦寐以求的,郑永年也不例外。1990年,他远赴美国留学。在普林斯顿大学,郑永年遇到了很多知名的政治学学者,他的导师国际政治经济学奠基人之一罗伯特·吉尔平就是其中一位。从普林斯顿毕业后,他又到美国另一所著名大学——哈佛大学做了博士后。

1996年,郑永年来到了新加坡。当时,“亚洲四小龙”在经济上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让他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我想了解它们成功的经验,探究除了西方之外的不同发展模式。”他说。

地处马六甲海峡的新加坡,高度国际化。“更重要的是,新加坡离中国很近,是观察中国的好地方。”郑永年说。

他频频到中国各地尤其是基层和农村考察。考察中,他一面给当地政府授课、做研究,一面抓紧机会了解这些体系的运作。他的目标是“把中国解释清楚”。

郑永年说,“解释中国是中国人自己的责任,不是西方的责任。”

他经常在报刊及其他媒体发表评论。2004年开始在新加坡《联合早报》撰写专栏。2010年初,他所著的《中国模式》在中国出版,被《亚洲周刊》评为当年十大好书。

多年来,其独立而深入的中国研究以及视角独到的专栏文章,在海内外产生了重大广泛的影响。

看好粤港澳大湾区前景

在郑永年的学术研究版图里,广东及珠三角是其重中之重。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外向型经济受到严重冲击。此时也正逢广东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刻。郑永年力挺广东转型升级,并用自己的学术理论支持广东继续前行。

郑永年在专栏文章中写道:广东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必须有科学的理解。产业升级至少有两种形式:其一是不同产业之间的升级。其二是同一产业链上的升级,就是增加产品的技术成分。

确实,多年来对亚洲“四小龙”的研究和对珠三角的关注,让郑永年的理论很有说服力。

他认为,就亚洲“四小龙”而言,因为国土面积小、土地有限,不得不放弃一些附加值低的产业,因此更多的是采用第一种形式进行产业升级。“但中国面积大,不应轻言放弃某一种产业。珠三角一些产业可以转移到中国其他地区,再引入先进的产业。同时,珠三角也可以通过提升产品的技术,追求同一产业链的升级,从而提升产品的附加值。”

基于深入细致的研究,郑永年十分支持并看好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前景。

“我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是一个非常大格局的战略布局。”在他的眼中,广东改革先锋的特性依旧在,但不论是“排头兵”还是“领头羊”,广东都需要更多创新和进步。

因此,郑永年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应该以广东为中心的国家级项目,而不仅仅是一个广东项目。“广东需要承担起更大的责任,粤港澳大湾区是体制创新、区域协调发展的试验田。”

同时,他还建议,粤港澳大湾区有许多“共同市场”充满合作空间。包括共同制造业基地、共同金融市场、共同劳动力市场、共同教育市场、共同服务业市场等。“香港的金融、教育、科研优势,广东可以利用起来。如果这些湾区共同市场建成了,就可以实现湾区内部资源的有效配置。”郑永年说。(完)

题图:郑永年。受访者供图

 


中美创新时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