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海波:描绘“中国梵高”的光影画师

余海波:描绘“中国梵高”的光影画师

2004年第一次走进深圳大芬油画村时,摄影师余海波就与这个“世界最大的油画复制工厂”结下不解之缘。在接下来的十几年中,他一直用镜头记录着画工们昼夜临摹世界经典名画的场景,见证着大芬的发展。

 

【中美创新时报北京8月7日电】(记者郭颖)2004年第一次走进深圳大芬油画村时,摄影师余海波就与这个“世界最大的油画复制工厂”结下不解之缘。在接下来的十几年中,他一直用镜头记录着画工们昼夜临摹世界经典名画的场景,见证着大芬的发展。

余海波导演的纪录片《中国梵高》今年4月获北京国际电影节最佳中外合拍长片。近日,该片先后入围第48届瑞士真实纪录片电影节、2017年新西兰国际电影节等多个国际电影节,并在第14届日本SKIP CITY国际电影节荣获最佳导演奖。

 “中国梵高”们

大芬油画村位于深圳西部,是一个城中村。1989年香港画商黄江到大芬创业,由此聚集了数千名画工从农村来到这里临摹西方油画,纪录片的主人公赵小勇便是其中之一。从1997年起,赵小勇已临摹了超过10万幅梵高的作品;另一位主人公周永久和他的弟子们在画工厂完成30万幅经典油画作品,他们也因此被称为“中国梵高”。

在余海波看来,大芬村的独特现象在艺术史上并无先例。这里的画工们从农村进入城市,与油画中的欧洲文化结缘,他们的个人命运与欧洲绘画就这样连接起来。这让余海波感到“东西文化千年时空的呼啸穿梭,一种充满着时空穿越的艺术力量感”。

纪录片《中国梵高》是余海波十多年来将镜头聚焦大芬村的结晶。2005年他开始拍大芬村,那时还是胶片摄影,他每天带着一二十个胶卷去拍摄。在大芬村,许多人知道这个留着长发整天带着相机拍照的人。

在余海波的早期采访中,大芬创始人黄江了解到他的拍摄意图后,就带着他一个画铺一个画铺地走访,去见大芬油画村创办时培训的第一批学生。

“我一个一个釆访,我们坐下来跟画工或画商喝茶。广东的那种功夫茶,一道一道的工序,喝的是耐心,品的是人生故事。”余海波回味说。

余海波和画工们成了好朋友,一起吃饭,一起喝酒,一起唱歌。“他们的绘画与生活,期待与梦想,都深深地感染着我。”余海波说,“很多人已习惯了我们之间用镜头的交流,习惯了我把视线放低来捕捉正在发生的人物情感。”

 友情的动力

余海波的摄影作品《中国大芬油画村》获得2006年荷赛奖后,被美国旧金山当代艺术博物馆、美国克兰纳特美术馆、英国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收藏。

2011年,余海波开始跟女儿余天琦商量以大芬村画匠为主题拍摄纪录片。背后的动力,是众多画工兄弟们与他相互建立的信任和深层理解,纯洁友情让他不间断地往前走。

“在拍摄中,我更懂得了去尊重生活,尊重奋斗中的画工兄弟,无论是画工,画工的老板,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主角。”余海波说。

《中国梵高》里赵小勇全家人因临摹梵高作品而了解梵高、崇拜梵高,他决定要去欧洲看梵高真迹。纪录片记录了他在欧洲的这段旅程。

在荷兰梵高博物馆不远处的纪念品商店里,赵小勇见到了和自己合作多年的荷兰商人,也看到店里有自己的仿作在出售。当知道这些“作品”零售价是他画画所得的十几倍时,他默默不说话只顾抽烟。当到达梵高博物馆看到梵高真迹的时候,赵小勇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那几天,我们在一起天天交流到深夜,这次欧洲之行对赵小勇触动很大,自己画了梵高作品十万幅不如博物馆里的一幅作品,他深深地感受到,原创的意义是无价的,任何临摹都无法与之相比。”余海波说。

大芬的未来

余海波希望《中国梵高》这部片子不只是一部中国纪录片,而是全球化背景下发生在中国、与世界紧密相关的一个有意思的故事。

“这些画工们在全球化商品市场中,仍扮演着‘廉价劳动力’的角色,但我认为画工们的产品并不是简单的工业品,也有画工们自己的艺术想象。他们对梵高画作技术层面有很深了解,我也被他们的艺术追求深深感动。”余海波这样认为。

《中国梵高》在多国展映时,观众反响都很大。余海波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纪录片中画工们今天的状况。

如今,赵小勇已经由临摹名作转型为做原创,逐渐将主营业务转移到了浙江。他在宁波开了一间画廊,作品也大部分在国内销售。大芬村越来越多像赵小勇一样的画工在复杂的现实与梦想中寻找原创动力。

余海波说,大芬画工转型的路途中有个人理想与现实生活的碰撞,他们遇到的困难、挣扎与希望,同时也映射了中国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转型中的复杂。

他认为,大芬在探索着向原创转型,向艺术和创意衍生品方向转型的道路。也许多年之后,在商业与艺术的融合中,大芬油画村有全新的突破,也许从这里走出新的艺术和艺术家。

可以确定的是,余海波的镜头仍将关注大芬村的未来故事。(据新华社)

题图:《中国梵高》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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